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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1页）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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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我们就注意到，张承志在书中反复强调，他真正要表达的并不只是宗教。

他许诺：“我还将正式描写我终于找到的人道主义”

，“这种人道主义要远比中国那些知识阶级廉价拍卖的货真价实”

（序言，第10页）。

“人道不是在五七干校踩两脚泥就能够洞彻的便宜货”

，“人，人性，人道，人心，这一切在中国应当通过另外的途径去发现”

（第278页）。

显然，所谓“另外的途径”

，就是到“穷人的宗教”

、到无知无识的民众信仰中去发现真正的人心和人道。

张承志，作为一个地道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知识阶级”

的这种敌视和轻蔑，其实不过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所固有的“平民情结”

的一种极端化体现罢了。

古代文人士大夫固然有“学而优则仕”

的出头的希望，但也随时有沦为庶民、一钱不值的可能，他们的知识作为知识丝毫也不能使他们在精神上获得尊严，因而在他们的自我感觉中总是感到自己的卑微和不足道。

正是对知识本身缺乏自信和自尊，使他们的信仰只能寄托于对群体人伦关系的情感体认，而无法建立自己独立的内心世界和超越世俗感**之上的宗教精神。

这也正是他们的“人道、人心”

只能限于某时某地的具体恩怨而不能变成一种真正的信仰的原因。

看来，张承志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深恶痛绝并没有使他与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他对知识、文化的贬低和对淳朴无知的抬高，与老子的“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的“圣人之治”

，与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对名言之理的不屑一顾，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那么，他所主张的人道、人性、人心是否比中国传统文人、甚至“五七干校”

的落难文人们更高呢？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张承志借助于哲合忍耶对心灵生活的执着，比起世俗的中国文人来要更强调精神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更坚持人道、人心是现实历史的唯一标准。

他甚至否定了一切由经济、文化、学问、艺术所体现的时代，“我只肯定人民、人道、人心的盛世”

（第75页）。

他看出，在这个“无信仰的中国”

，“对于追求精神充实、绝对正义和心灵自由的一切人，对于一切宗教和理想”

，其“最强大的敌人”

就是中国文明的核心即孔孟之道。

“新生和摆脱厄运的出路只有一条，即战胜孔孟之道”

（第147页）。

孔孟之道即世俗之道，也就是所谓“仕途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