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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4页）

、“啦”

之类的感叹词，也就是剩下几句据说含义无比丰富、但无人能理解的儿语。

《九月寓言》中虽未能彻底做到这一点，但其趋势却很明显。

那些“爸吔爸吔”

、“妈耶妈耶”

、“不哩不哩”

的叫唤直使读者对人物的心理幼稚状态担心不已，不知这些长不大的幼儿（“娃们”

）怎能适应现代的生活和交往。

这只是一个“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的无语的世界，它找得回来吗？张炜对自己童年的这种自恋及其一厢情愿的本体论化、扩大化、普及化，就不怕给现代人留下笑柄吗？

语言的本质总是“世俗”

的，即便是《圣经》上的话，在当时也是一些世俗的话。

抛弃“世俗的词儿”

，便只剩下神谕和鬼话，或是剩下失语、儿语和哑语。

中国几千年传统中的知行之辨、言意之辨，不仅是要贬低世俗语言，而且是要贬低语言本身（参看拙文：《论中国哲学中的反语言学倾向》，载《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

“五四”

以来白话文对文言文的胜利，正是“世俗语言”

的胜利（虽然文言也是古时的世俗语言，但现在已经不那么“世俗”

了），因而也是语言学精神本身的胜利，即语言学精神战胜了过时的伦理学精神。

世俗的语言在今天变得恶俗了，那不是“词儿”

的错，而是使用这些“词儿”

的人的错。

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不是抛弃“词儿”

，回到一味妙悟和不言，而是对这些词儿进行细致的打磨，重新加以纯粹的定义，规定其明确的关系，以创立一套新的语言规范体系。

一切对“词儿”

任意胡来和痞里痞气的态度都应当清除，这比给每个词儿“指认实物”

（第347页），即还原为实物、单凭实物去体会那“难以言传的欢愉”

（第345页）、沉入“口不能语、手不能书”

的“忘情”

状态（第347页），要艰难得多，也实际得多。

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一个词的意义其实并不在于它的指称，而在于它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