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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5页）

悟透了性本身的无谓，便可以在任何其他对象（如禾）那里使自己的残缺得到补偿；而当唯一能使她得到补偿的禾和母亲相继去世时，倪拗拗就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的残缺，从此成了“零女士”

。

“所有的熟人都是装扮而成的，并不是真的……”

“我没有了……我消失了……”

“我叫零女士。”

（第220页）

正如多米在丧失了一切时便“脱胎换骨”

了一样，倪拗拗在成为“零女士”

时，在被当作精神病人时，也开始了自己的新生。

“当我感到每一天都有可能是末日的时候，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第231页）。

这个新故事就是：“要做一个无耻的人”

（第237页），也就是孤独的人，因为“孤独的人是无耻的”

；要与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和耻感、与群体的轻松和群体的欢娱唱反调。

为此陈染写下了一篇庄严的宣言：

一个人凭良心行事的能力，取决于她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她自己社会的局限，而成为一个世界公民……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要有勇气说一个“不”

字，有勇气拒不服从强权的命令，拒不服从公共舆论的命令……（第209页）

但庄严的宣言底下却没有相应的事实。

唯一的事实是，有勇气说“不”

的倪拗拗进了精神病院，因为她固执地认为她母亲没有死。

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与鲁迅的《狂人日记》做个比较。

鲁迅的狂人在一切人脸上看出“吃人”

，当他拒不服从公共舆论时他是看出了世俗的虚伪、堕落和自欺；倪拗拗则坚持自欺，不顾公共舆论而认为她母亲（象征传统文化的纯情）没有死，“他们看到的是伪现实”

，“我的母亲其实没有死去，她在和我们大家开玩笑”

，她还在和死去了的母亲每天交谈（第211页）。

这与鲁迅的“狂人”

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狂人”

揭穿的正是“良心”

（仁义道德）的虚假，倪拗拗坚持的却是“世上有真情”

的“真实”

；“狂人”

反抗的是对现实真相的粉饰，倪拗拗反抗的则是现实真相本身；两人都是“孤独的人”

，但层次却大不一样：前者抗拒世俗是为了澄清事实，后者也抗拒世俗，却是为了维护梦想，类似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坚守”

、“挺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