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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9页）

这种人注定要处于两难的境地。

他们那苦难的小船注定只能永久漂泊在不知名的河流上”

（残雪：《灵魂的城堡》，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72页）。

棉棉的“我”

则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叛逆的灵魂何时才能安息？”

（第148页）她唯一的希望就是：除了已有过的东西之外，还会不会有从来没有过的东西呢？“我很早熟，但我却长大得很慢，我的脑子动得很慢，有很多事我搞不懂，不过未来永远在搜索，结局总是新的，不是吗？”

（第151页）但前提是，我必须否定自己的过去，我必须走出自己的单纯，像鲁迅所说的：“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伤逝》）。

所以，当赛宁骂她说：“你是假的。

我不会再爱你了。

你是个骗子”

时，“我”

开始“后悔和害怕”

，“也许我们所拥有的只是单纯，失去了那就失去了一切……今晚我把我们以前的好日子全给毁了”

（第268页），这时她已经来到了艺术真实的临界点上，只要再作最后的一跃，她就自由了，如果她真有勇气对过去的一切好东西作彻底的否定的话。

但她还是禁不住怀着无限伤感回想起了和赛宁初次相识相爱的情景，并相信“这个男人曾经是爱我的”

（同上），而所谓的“爱”

，无非是“溺水而死”

，甚至“是一个笑话！”

（第272页）所以归根结底，“我的写作只能是一种崩溃”

（第273页）。

棉棉的身体化写作同样限制了她向彼岸的超越。

如果说，卫慧缺乏的是一个哲学的头脑的话，那么棉棉缺乏的则是一种真正的宗教精神，她在走出地狱大门前的一次回头，毁掉了她所精心策划的一切，只能使自己永陷沉沦。

但毕竟，她发现了人是有灵魂的，灵魂是永不安息的，永不安息是为了创造出从未有过的东西，即创造“奇迹”

：“有时候，我们必须相信奇迹”

（第274页）。

她的人物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是一些“从未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出现过的人物”

（例如，可以读读从鲁迅的《伤逝》到史铁生的《务虚笔记》），但的确是一些力图做出从未在中国被人做过的事情的人物，她无疑是这类新型人物在当代现实生活中的困惑、矛盾、痛苦和徘徊的生存状态的生动描述者。

在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中，我暂时还没有看到像卫慧和棉棉这样对人性作一种总体思考的。

也许我的阅读面太狭窄，但就我所读到的来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这些作家千差万别，很多都不在一个层面上；而我所谈到的这两位之所以有那么多共同之处，我想除了她们共同的生活环境（大城市上海）之外，还因为她们都触及到了共同的时代精神的脉搏，即超越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向人性更高层次的自由解放作艰苦的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