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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争与窃火（第1页）

“论争”

与“窃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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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到“革命的策源地”

广州以后，革命的言词与口号盈耳充眼，甚至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疯狂屠杀也是在“革命”

的名义下喊着“革命”

的口号进行的。

这对于写过阿Q“革命”

和“不准革命”

的伟大作家鲁迅来说，无疑更加丰富和深化了他对革命的真与假、深刻与肤浅、长久与短暂等问题，以及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革命、文学与人民等关系问题的思考。

在广州，他就做过《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到上海之初，在发表的为数不多的文章中，就有题为《革命文学》《文艺与革命》两篇；在一系列演讲中，大都围绕文学与革命、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等论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类问题，同时也是大革命失败后，大部分从革命战争前线撤回到文化队伍中来的作家、艺术家们关注的问题。

后期创造社的郑伯奇回忆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觉得这么多进步作家聚集上海，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办一个刊物，提倡新的文学运动，一定会发生相当大的影响。

政治革命暂时受了挫折，先从文艺战线上重整旗鼓，为迎接将来的革命**准备条件，岂不很好吗？蒋光慈和段可情也有同样的想法。

我们取得沫若同志的同意和支持，同去访问鲁迅先生，谈出联合的意思，鲁迅先生立即欣然同意，他并且主张不必另办刊物，可以恢复《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他积极参加。

我们都非常高兴。”

弘一法师（李叔同）书“戒定慧”

。

1931年3月，鲁迅往内山书店，向内山完造乞得弘一法师书法一幅

同创造社结成联合战线，是鲁迅赴广州时就有的愿望。

他在离广州的两天前致李霁野信中说：“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

他们在南方颇受迫压了，可叹。

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

看来，鲁迅与创造社在上海联手，掀起新的革命文学运动的愿望，可以顺利实现了。

12月3日，鲁迅与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蒋光慈、冯乃超等联名发表《创造周报》复刊广告，1928年1月1日，又联名发表《〈创造周报〉复活了》预告。

可是，事态的发展却使鲁迅大吃一惊。

就在这个月，蒋光慈、钱杏邨等在上海成立“太阳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