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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诗禅相通004（第1页）

第六章诗禅相通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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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袁枚也认为不能以禅论诗。

他的理由是，在禅出现之前，像《诗经》那样的好诗就出现了，所以诗好不好与禅并无关系。

他说：“《毛诗》三百篇，岂非绝调？不知尔时，禅在何处，佛在何方？”

并认为：“诗者，人之性情也。

近取诸身而足矣。

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

还认为用“工妙”

的语言写出令人“感发而兴起”

的诗，是诗歌创作的目的，而这与禅是没有关系的（《随园诗话》补遗卷一）。

如前所述，诗人和诗论家重视禅，仅仅在于禅启发了人们的审美自觉，深化了人们对诗歌的认识，并没有人认为在禅出现之前，人们没有自发的审美行为，没有对诗歌的一般认识。

因而袁枚所说，是强词夺理。

如果像明僧普荷所理解的那样，诗与禅都是对人生某种境界的体悟，“禅而无禅便是诗，诗而无诗便是禅”

，禅不过是不立文字之诗，诗不过是立了文字的禅，那么具有普泛意义的“禅”

意更贯穿了诗歌史的始终，可以说“千古诗中若无禅，《雅》《颂》无颜《国风》死”

（《诗禅篇》）。

袁枚出于标榜“性灵说”

的需要，竭力罗织诗禅相通论的罪状，以“性灵说”

抵制对诗歌进行更深入的体会和认识，是不足取的。

7.认为妙悟即比兴。

吴乔说：

诗于唐人无所悟入，终落死句。

严沧浪谓“诗贵妙悟”

，此言是也。

然彼不知兴比，教人何从悟入？实无见于唐人，作玄妙恍惚语，说诗、说禅、说教，俱无本据。

（《围炉诗话》卷五）

又说：

诗之失比兴，非细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