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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引言（第1页）

编者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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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非花”

历史小说系列新三种的校样送到我的案头，距离前四种的出版，已经八百多个晨昏。

两年余的时间，前四种平均印数逾二万，在长篇，总的来说大体不竞的今天，这个成绩也可算不俗。

作为丛书的创意方，我对成书的各位，以及与其事而最后因故未能出版的另一位作者感激而抱愧。

对于出版社的认真，参与者都报以加倍的认真，既不计报酬或补偿的菲薄，也无惑于报端某些所谓“时俗”

、“炒作”

的议论。

两年余来，对于这些议论，我们未曾作答，因为批评必须有实质性的内容，仅以“帽子”

为论，是算不上严肃的评论而无须作答的；然而今天，当我看完新三种的校样，目光停留在蒋丽萍女士那篇后记中长长的书单上时，喉间竟有一种硬塞的感觉，这种感觉，催促着我必须写些什么对我们所尊敬的作者负责，也对我们共同从事的严肃的事业负责。

蒋丽萍的这份书单在丛书中是有共通性的，从七部小说所涉及的史料来看，每一部背后都有这样一份长长的书单，只是有的开列了，有的未曾一一注明。

单纯的算术也许是最有说服力的，写同样篇幅的现代题材小说，以各位知名女作家的才力，也许只要半年一年时间；然而她们却放下了驾轻就熟的路径，以二倍、三倍，甚至四倍、五倍的时间沉潜于那些连不少专业人士也不免望而生畏的故纸堆中。

常常地，艰辛使她们数度想要中辍；然而感动，对自己所们及的历史人物的命运切肤揪心的感动，支撑着她们义无反顾。

于是她们为读者奉献了这样一批著作：并非戏说，也并不“先锋”

；虽有大量的想象与虚构，却形象地展示了历史的因果链索；虽以富于历史氛围的切实描摹为共同特征，却又对历史作出了各具慧心的个性化解读。

她们其实不仅大量占有了史料，更以心灵含泪叩问历史的纠结；于是她们在对中国妇女历史命运的上下求索中，将读者带入了诗一般的艺术境界。

《高阳公主·长歌》是赵玫在她的系列历史女性小说中“自己想写要写”

的一部。

小说的副题“长歌”

，似乎就表达了作者对这部作品的感情倾注。

也许小说中所表现的理念，在部分读者看来有些“另类”

，但作者一贯的而此番又更为激越的感情奔流，却于“长歌当哭”

中，展示了被政治联姻与宗教戒律深深压抑而强烈反弹的人性之伟力。

赵玫，其实是企望从妇女问题一个最原初的命题来表抒自己对历史的疑问。

这尤见于她对史料的刨根究底的穿透综合与由此形成的以心理演绎为内涵的情节架构上。

有关高阳公主的直接史料是相当有限的，然而作者以其女性的敏感，却在两点看似独立的平实记载中，发现其间容有非比寻常的疑问与联系：开国重臣房玄龄家庭兄弟阅于墙竟终双双败死，而公主正良莠错置地下嫁于房家，并处于贤伯凡婿纠葛的中心；公主又与僧人辩机有一段婚外情，而偏偏这辩机正是高僧玄类的入门弟子，在初唐伟典翻译的宏伟文化事业中成绩卓著。

赵玫对于被史家深深垢病的公主显然满怀同情。

她所设计的情节，虽然事不可必其有，但情则不可必其无，且在史料上有若干线索可循。

因着对错置的政治联姻的厌恶，她诗化了惊世之美与出世之才的那一段孽恋，而由这孽恋中公主必然具有的心理倾向重新审度房氏的惨变，她更不无理由地坐实了被史书视为“诬称”

的儒雅的大伯遗直对公主的“非礼”

。

她执着地探究着这两段孽恋中互为因果的关系，从而对史家把有着皇嗣之争重大背景的房氏变故归结于女祸，愤然质疑，在展示女主人公热烈而惨痛的心史同时，不仅代公主发出了“是谁把我逼到这罪恶的深渊”

的呼号，更将视点契入了历史的纵深。

赵玫笔下的高阳公主，作为唐代历史上第一个以色欲而伏诛的贵族妇女，其实先兆了影响初盛唐政治格局至巨的武后、太平公主以至杨玉环事件的连锁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