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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曾获美国加州大学博士学位的杜建时最终为一本中国普通大学的教科书政治经济学所折服（第1页）

71.曾获美国加州大学博士学位的杜建时，最终为一本中国普通大学的教科书《政治经济学》所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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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缘可以扭转一时的厄运，常理方能挽救一世的沉沦。

《圣经》曾经告诉杜建时：“头脑简单的人多么幸福。”

然而，他实在无法接受上帝的旨令，如果他需要再次祈祷的话。

这位美国军事学院的留学生，可以躲过太平洋上的风暴，却不可以回避八角楼下的旋涡。

浮木是多种多样的。

戴着中将军衔的国民党天津市长杜建时，与其说是一个科班出身的军人，倒不如说是一个颇有资历的文人。

他于美国军事学院毕业之后，又进美国加州大学攻读了两年国际政治。

回国未久，1945年3月，蒋介石派他到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首次制宪会，此时加州大学为他补了一个博士学位。

文人的肠子弯弯多。

杜建时对于姚处长公布的讨论题，并没有直接的答案。

他没有机会在戊字胡同走廊上发言，否则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思维的逻辑：民族气节与政治信仰是合拍的，如果有谁能够证明社会主义对了，那么我一切都错了，而且不仅仅是我错了，反之。

如果有谁能够证明资本主义对了，那么我一切都对了，而且不仅仅是我对了。

正是基于这种逻辑的规定性，杜建时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四二五页的以下文字加上了着重符号：“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

在美国改名为“S·T·杜”

的杜建时，较之黄埔系国民党将领，前者的资本主义意识为多，后者的封建主义色彩为重。

正因为这样，他认为在任何一个命题中，先争中国人民与中国国家的公益，再谈政党权力与政党理想的私见，离开物质条件的一切道德观念都将为现代文明所最后淘汰，中国人的“忠孝节义”

则是中国社会贫困与愚昧的根源。

杜建时的政治见解贯穿在他昔日的生命中。

1945年8月，他在华盛顿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随即接蒋介石急电，催促他和商震迅速回国。

9月上旬回到重庆，当即与蒋介石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