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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索性离开座位，手舞足蹈起来：“我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你是晓得的，崔万秋是军统上海特区的直属通讯员，由我单线与他联系。

而他又联系了化名为‘狄克’的张春桥，为他的《大晚报》副刊撰稿。

就是说，张春桥与崔万秋早有勾结，而且受崔万秋指使，直接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效劳。

你说，这个发现重不重要？需不需要欢呼雀跃？”

董益三认真起来：“重要，非常重要！

但你不需要欢呼雀跃，你需要坐下来，静下来，尽快把材料写出来！”

花了一个星期，沈醉把这份长达两万字的材料交到全国政协，立即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

这份材料经过相关部门核实，通过删略，最后以三千字的篇幅，出现在有关揭露“四人帮”

罪行的中共中央文件的附页。

也许是对沈醉辛勤劳动的报答，当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安部大礼堂设立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

集团的时候，他得了一张弥足珍贵的旁听证。

在《我这三十年》里，他这样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我的座位是27排3号。

那天下午3点，这是我下半生中难以忘怀的时候。

当审判长宣布开庭后，即令法警将十名被告人一一押出，让他们站在被告席上。

江青、张春桥虽故作镇静，但不难看出他们内心的恐惧和惊慌。

当公诉机关向他们宣读起诉书时，我一下子想起了崔万秋……

崔万秋解放前夕离开上海，先去了香港，后去了国外，然后一直生活在那里。

粉碎“四人帮”

后，崔万秋与沈醉取得了联系，并且给他寄来厚厚一摞香港《百姓》半月刊，里面有崔万秋洋洋十万言的连载文章《上海岁月话江青》。

读完之后，沈醉才如梦方醒，原来普天下聪明人俯拾皆是。

江青登峰造极时，崔万秋没有凭借他与她的深交，回到大陆向她要一官半职，就连他在海外出版的数百万言作品，也没有提到过“江青”

两个字。

直到这个邪恶的女人成了阶下囚，他才在那里悠哉游哉地旧事重提，后发制人。

沈醉佩服崔万秋的聪明，更庆幸自己的运气。

有道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沈醉万万没有想到，三十年前自己被迫参加了云南起义的全部档案，经过了他被作为要犯从昆明押解重庆，又转至北京这么多年，仍被保留下来，而且在十年浩劫中幸免被毁。

于是云南方面根据拨乱反正的精神，把这些档案全部清理出来，送到了中央有关部门。

有关部门审定后立即宣布：沈醉的个人身份由获赦战犯改为起义将领，子女的家庭成分由单位特务改为革命干部。

宣布那天，全国政协一位副秘书长问沈醉：“你的冤假错案为什么三十年都不请求改正？”

沈醉回答说：“过去我杀害了那么多共产党人，自知罪行重大，而被迫做了这点小事，有何脸面再去邀功请赏。”

那位副秘书长又说：“那你赶快去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撤销对你的特赦，改换一张起义将领证明。”

沈醉笑了笑：“也不必了。

特赦令有句‘确已改恶从善’的话，我觉得那是对自己最真实的评价。

不用说我不会去要求改换证件，就是上面通知我去，我也会以感激的心情婉言谢绝的。

这样说吧，此生怀揣一个特赦证足矣，其他的任何事情，任何身份，都要靠自己的行动加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