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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第5页）

因之，我（毛泽东同志）虽然在反第五次“围剿”

战争中早已经看清楚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危害。

但为了大局我也只得暂时忍耐，只得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由于博古及其追随者失掉了王明这座靠山，因而等于失去了主心骨。

莫道对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

以来的分歧，由谁判定孰是孰非，就说对于是否要召开遵义会议，在他们看来也等于失掉了权威性的仲裁。

在此非常时期，尤其是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再加之他这位党的第一把手又无扭转乾坤使红军转败为胜且能打出一个新天地的本事，他面对现实也只好长叹“时不我与”

了！

说到以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自居的李德，他对在失去共产国际领导的前提下召开遵义会议，则更是“怒指苍天”

了！

对此，他写下了如下这段文字：

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党的领导完全同外界隔绝，此事造成的后果尤其严重。

他们从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那里，具体地说就是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

所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地方性的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就能够不顾马列主义干部的反对而畅行无阻，甚至这些干部本身也部分地和暂时地为这种情绪所左右。

既然毛泽东认为解决博古、李德等人的问题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的阶段，所以他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之后，就利用与张闻天、王稼祥居住之便，一道商谈遵义会议应当解决的问题、可能出现的争论等事项。

最后，他们又商议由谁在会上代表他们三人发言，以及发言提纲等内容。

在张闻天看来，遵义会议主要是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自己的兴趣是在理论方面，加之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就受到博古等人的排挤，没有参与具体的战争谋划与指挥，无论是带有全局性的战略问题，还是具体的战役进行，都知之甚少。

与此同时，毛泽东不仅是他诚服的军事家，而且毛也是第一位，同时也是自始至终反对最高“三人团”

错误军事路线的代表。

所以，他很自然地认为：代表他们三人发言的自应是毛泽东同志。

对此，王稼祥同志也是极力赞同的。

毛泽东却力主由张闻天代表他们三人发言。

他的依据是：张闻天是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同时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

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四人，排列顺序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

随中央红军长征的是三人，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他发言的分量大些。

他若在遵义会议上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第五次反“围剿”

以来的错误军事路线，其影响与作用将是很大的。

再者，据笔者推测，毛泽东如此而为还出于某种不便说出的策略。

其一，在博古、李德及凯丰等人的心目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被私下称为反对最高“三人团”

的中央纵队“三人团”

，而后者的领袖是毛泽东。

如果由毛泽东出面做所谓的“反报告”

，会产生负效应；其二，既然遵义会议是在隔断王明等的干扰下召开的，如中央一旦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之后，王明仍然有可能假借攻击毛泽东，并利用共产国际的权威推翻遵义会议的决议。

如果由张闻天挑头唱主角，就会免去很多的后患。

这和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力荐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的思想是一致的。

就其常理而言，张闻天与王稼祥只要听了毛泽东对前者的阐述之后，他们也会想到毛泽东后面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