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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路军中的一方面军独自北上了，剩下的四方面军可乱了营。

广大指战员犹如坠入五里雾中，不知事情的原委，有人骂一方面军闹分裂，有人骂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

、“逃跑主义”

。

面对这亲人骂亲人的局面，姚秀芝心如刀绞，她真想对着能理解她的同志大哭一场，可又去哪儿找这样的同志呢？她明白自己此时的特殊处境，她是没有随一、三军团北上的一方面军的人。

向这些同志们做解释工作吗？自己还闷在葫芦里，又怎样去说服人家呢！

她在痛苦中想到了张华男，又从他给中共中央写的信中想到了李奇伟，她禁不住地再次自问：“他还活着吗？万一他真的被江涛吞食了，我又该怎么办呢？作为一个生者，虽然是一名囚徒，又该对他做些什么呢？”

最后，她决定找有关领导，呈上张华男的信，希望能尽快地为李奇伟平反昭雪，即使他已经魂游四方，对生者而言，也不失为一种最大的慰藉。

最怕的事情出现了！

姚秀芝走进领导的办公室，发现墙上贴着用白纸写成的横幅，上书“追悼李奇伟同志大会”

。

她愕然了，几乎失去了知觉，脑中呈现出一片空白……她呼唤了一声“奇伟”

，便号啕大哭起来。

负责安排简易治丧的同志们惊呆了，他们问清姚秀芝的身份后说，自从李奇伟坠入江涛以后，很多指战员纷纷来信，赞扬李奇伟临危受命架桥，不顾个人生死指挥红军过桥的壮举，并指出这一壮举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材料——他不是托派，他是一个执著追求革命的忠诚战士，请求领导为他平反昭雪，追悼他的英雄业绩，激励红军指战员继往开来，革命不息。

领导经过缜密地研究，决定今天上午为李奇伟同志召开追悼会。

姚秀芝在悲痛中得到了最大的安慰——党，终于认识了自己最忠诚的儿子。

而姚秀芝这位常年受株连的囚徒，转瞬之间也变成了烈士的妻子，当即披戴上白花和黑纱，伫立在只有灵位、无而遗体的桌旁守灵，给这追悼会增添了悲哀的色彩。

追悼会开始了，参加追悼会的人也像是抽掉灵魂似的谁也不问死者为什么常年受害，只是随着司仪那低沉的声音，做着应该做的动作，因为大家似乎都习惯了这样一点：整人，或整死人是应该的；能为挨整的人平反，为被整死的人开追悼会，是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都要为之感恩戴德。

这时，一位中年干部走到灵桌前，他就是红四方面军保卫局的主要负责人，名叫常浩，多年以来，专门负责审查李奇伟的托派案子。

他无比沉痛地握了握姚秀芝的双手，随之发表了一篇千古绝妙的悼文：

“李奇伟同志为革命英勇献身了，我们活着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怀念他。

奇伟同志不能死而复生了，我们每一个生者都扪心自问一下，应该向他学些什么呢？我以为是他能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在最困难的时候继续革命，永远和党一条心！

“眼下，我们的中央突然带着一、三军团逃跑了，继续坚持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如果我们把李奇伟同志当做一面镜子，很好地照一照这些机会主义者的嘴脸，我们不就从中得到很多革命的启示吗？”

姚秀芝听着这篇顾左右而言他的悼文，内心巨大的悲痛淡化了，渐渐地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愤慨！

她禁不住地暗自责问：

“你是真的颂扬奇伟吗？不，你是在盗用美好的词句，掩饰你们迫害同志的罪行。

一个自称为革命领导的人物，怎么能如此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呢？面对奇伟同志的灵牌，你们怎么没有一点歉疚呢？你怎么不扪心自问一下，在共产党人的道德法庭上，在马克思、列宁这两位执法官面前，自己应当承担什么样的罪责呢？

“如果说奇伟同志是一面镜子的话，不首先应当照一照你们吗？迫害同志、排斥异己、党同伐异的丑行，靠谎言能遮盖得住吗？你念这篇悼文的目的，无非是借颂扬死者的功业，达到让生者继续赞美你的目的，这是何等的无耻啊！

“啊！

你终于道出了开追悼会的目的：咒骂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借用李奇伟甘愿挨整的事例，鼓动不明真相的指战员赞成你们的路线，支持你们南下的主张，如奇伟同志真有在天之灵，他会作何感想呢？我悲苦的心灵只有一个要求：不要利用死者来为你们的争斗服务了吧！”

常浩继续念着悼词：

“我们追悼奇伟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忍辱负重的优良品质，无条件地服从我们张主席的领导，坚决和中央的逃跑主义路线斗争到底！

为了完成奇伟同志未竟的事业，我们坚决挥师南下，再过草地，在张主席的领导下，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