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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第1页）

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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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奉命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李立三“左”

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发展，认为中国革命的**已经到来；周恩来回国说服李立三认错，力图减少革命力量的损失

1930年3月初，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吁板告工作。

周恩朱已是第二次由上海乘船去欧洲了！

周恩来第一次从上海乘船去欧洲，1920年11月7日，屈指算来已近十个年头了。

那时的周恩来刚刚经过五四革命冈雨的洗礼，满怀着救国济民的宏图大计，高唱着：“出国去，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一处处的浪卷涛涌，奔腾浩瀚，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

幻想着：“到那里，举起工具，出尔的劳动汗；造你的成绩灿烂。

磨炼你的才干，保你的天真烂漫。”

为的是：“他日归来，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

他在法国、德国等国家勤工俭学近四年，不仅学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还高举着巴黎公社的大旗回到了祖国，立志让十月革命的赤旗在神州大地上浪高甄扬！

周恩来回国后近六年的革命实践，既有东征、北伐、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胜利的喜悦，也有大革命失败后一次又一次城市暴动失败的悲痛。

尤其当他想到先后为革命捐躯的先烈们，又禁不住地望着大海上的日出或落日狂涛暗自低吟：“举起那黑铁的锄儿，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种子散在人间，血儿滴在地上……”

然而当他从这枪然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展望革命的前景，又很自然地想到：“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怎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它，夭下哪有这类便宜的事？”

因此，他唯有践行自己的诺言：“努力为生，还要努力为死，便永别了又算甚么？”

但是，法国、德国毕竟是周恩来人生历程中的转折点，在这近四年的勤工俭学的革命生活中，的确给他留下了终生难以泯灭的回忆！

当他再次踏上这片异国大地的时候，如烟的往事不能不从他记忆的深处浮出；他想到自己此行的使命，则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此时此刻，他想起与他共建旅欧支部的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等烈士，越来越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实在是太重、太重了！

周恩来于是年5月绕道德国到达苏联莫斯科。

接着，他与共产国际开始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他集中精力认真地回顾、研究了自党的六大以来中国革命发生的一切变化，写成了一篇重要的文章：《中国革命新**与中国共产党》，并在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公开的演讲。

他说：“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

同时，这一民权革命是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联合农民彻底完成。”

他还明确指出：“工人运动的新**是在农民战争的背景之上兴起的。”

接着，他又向出席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各国共产党人指出、“中国工农群众不仅有他们的苏维埃政权，并且有了为这政权斗争的十万红军和十数万的游击队。”

同时，他还强调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和争取群众、组织群众、聚集革命力量的重要性。

说到党内反倾向的斗争时，他指出在党内既要反对右倾的倾向，“也要反对‘左’倾盲动情绪和闭关主义。”

月16日，他在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新**的特点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

他说：“中国革命的发展，因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不统一，还表现不平衡的特征。”

“目前中国革命新**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

实事求是的说，他在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尤其是对中国农民和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较之六大时的认识有了很大的飞跃。

更为重要的是，周恩来在会见斯大林的过程中，向他全面而又客观地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使斯大林“接受一年多来中国红军有重大发展的事实，认为应该把中国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

这不仅标志着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周恩来对中国革命道路——从坚持走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道路的城市暴动，逐渐地向在中国农村建立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过渡。

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之后，很快会见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全体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