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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第10页）

我要王明打消这些念头，并再一次提醒他注意：“你的这些想法很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很苦闷，认为在中国想达到他的目的希望渺茫，要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也极困难，因之他一度非常消极，不干工作，而且也因大家不理他那一套使他无事可做。

王明又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在苏联读书有年，背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中所谓闪光的词句，并视为立身革命之宝，另外，由于他是靠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恩师米夫起家的，因此他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视为尚方宝剑。

因此，有谁敢于越其雷池一步，他就要挺身而出，从理论到行动上都要坚决抗衡到底！

谁要在文章、言行中有违背这些所谓闪光的词句的，他就要著文加以批驳。

正当王明竭尽全力支持李立三推行“左”

倾盲动主义的时候，他突然从李立三的文章中发现有违背马列著作的。

同时，他又通过内部关系获悉：中共中央与远东局驻上海代表发生分歧。

接着，他又得知远东局驻上海代表奉共产国际之命，要求中共中央停发6月11日通过的《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

为此，他欣喜若狂，认为上台掌权的时机到了，遂召集才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开会，商谈如何利用这一良机对李立三发动一次批判。

在他们相互交换了意见之后，王明作总结时说了如下这段话：“今天的交谈很好，对李立三他们那一套，凡是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漠然置之，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

过几天，中央机关要召开一个政治讨论会，大家都可以也应该去谈谈意见，为了维护马列主义和国际路线，这是非常必要的。”

中央开会那天，他们四人按照事先的准备，在何孟雄作了批判立三路线的发言之后，先由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发表反对意见，最后，王明作了慷慨激昂的长篇发言，对5月11日的决议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为了显示他们的马列主义的所谓精湛水平，他们当场掏出马列经典著作和共产国际的有关决议，摆在桌子上，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与李立三等中央领导展开了一场学院式的大辩论！

据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的李初梨同志的回忆：“大约7月间，在总行委碰头。

李立三对我说：‘现在派一个理论家到你那工作好不好？是全党有名的理论家。

’我问：‘是谁呀？’李立三答道：’是陈绍禹，他们反中央，到了你那里要好好地帮助他，注意他。

’李立三为了这件事还专门到我家去了一趟。”

不久，“身穿长袍马褂，带着瓜皮帽，上有个红顶子”

的王明，来到江苏省委宣传部找李初梨报到。

李初梨安排他住机关，由于他是单身一人，遂将著名的教育家易培基的侄女易坚调来，与王明假扮夫妻住机关。

据入团不久的易坚回忆，她本不愿意与王明假扮夫妻，出于组织决定，大约合住了二三个月。

最为有意思的是，李初梨受命帮助王明，出李立三所料的是，李初梨受王明的影响，遂成了王明“反立三路线”

的支持者。

六届三中全会之后，王明等人相信此会是周恩来、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召开的，遂表示坚决拥护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

因此，原来曾坚决反对“立三路线”

的人，除何孟雄等人以外，都不同程度地表示拥护六届三中全会。

一度很紧张的党内斗争也日趋缓和。

但是，周恩来是一位相当现实的共产党人，他清楚这暂时趋于和缓的局面仅仅是表面现象，只要一旦出现合适的时机，这隐伏的矛盾依然会重新爆发。

为此，他主动找瞿秋白等同志商议：“秋白同志，三中全会虽然解决了立三同志的错误，但党内的认识并没有统一，我们还应当做许多工作。”

对此，瞿秋白想得比周恩来要复杂一些，因为他在留守莫斯科两年多的时间里，清楚王明等人与米夫等人的特殊关系，在他看来，几个刚刚留学回国的青年敢于如此大反“立三路线”

，是一定有国际背景的。

时下，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要李立三立即去莫斯科解决问题，一旦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问题改变认识，问题就会变得复杂化起来。

因为，为解决中国留学生问题，蟹秋白得罪了米夫，被解除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

万一出现不测事件，不仅中共中央的日子不好过，他也必然要接受王明等人的挑战。

所以，蟹秋白有些沉重地说道：“我们还必须要看到，统一全党认识的难度是很大的。

当然，我认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还是要做好立三同志的善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