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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004（第11页）

。

目的是明确的，沟通中央苏区与上海中央的联络。

后来，他们利用反“围剿”

中缴获的电台，“于1931年秋，沟通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经香港与中央苏区的无线电通讯联络”

。

1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周恩来负责军委与苏区工作。

接着，他于2月初“几次与远东局研究，认为加强苏区和红军的工作、改变城市斗争的方式是关系全党的两件大事。

远东局要求，中共中央从政治局起，以百分之六十的干部派去巩固苏区的领导；军事干部，不论是在莫斯科学过军事的，或在国内做过军事工作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应派到苏区，充实红军的领导，并且要求尽早成行。

对白区的工作，远东局认为，工会多是空架子，工会干部应脱去长衫，改变作风，到工人群众中去，组织读书班、俱乐部、夜校，甚至用开茶馆、饭铺、商店等作掩护，接近群众，以适应白色恐怖的环境”

。

为了落实加强苏区和红军工作的上述精神，周恩来又在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相应的方案，并得到中央的认可。

其中，在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讨论了苏区中央局、湘鄂西中央分局、鄂豫皖中央分局以及赣东北的特委、鄂豫皖特委、闽西特委等的组织调整，决定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为苏区中央局常委，夏曦为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沈泽民为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

。

正当周恩来全力推动各苏区的发展，准备粉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二次军事“围剿”

之际，苏区中央局却发生了“富田事件”

。

对此，《任弼时传）一书作了如下评述：

所谓“AB团”

，是1926年冬，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为反对共产党，夺取江西省的领导权而派人成立的，1927年4月，共产党领导南昌的群众给予严厉的打击，“AB团”

即行解体。

对此，总前委和苏区中央局都没有经过周密调查，’而负责肃反的部门则把“AB团”

误认为是打进革命队伍进行破坏的现行反革命组织，这就造成了“富田事件”

的悲居11。

事变发生后，二十军派人到上海向中央“控告”

总前委，请示处理。

中央苏区发生“富田事件”

的时间，恰好是在第一次反“围剿”

战争期间。

同时，又是在米夫策动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把王明捧上台而引起罗章龙、何孟雄等不承认六届四中全会的时候。

二十军派人到上海向中央“控告”

总前委，恰好又处在何孟雄、林育南等被捕。

行将殉难的前夕，又是在中央苏区积极准备第二次反“围剿”

的阶段。

因此，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富田事件”

的时候，非常严肃地指出：“立即去一训令，停止争论，一致向敌人作战。”

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更加棘手的是总前委和新成立的苏区中央局对事变的性质认识有分歧：总前委认为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中央局虽然也肯定事变在客观上‘完全是反党的反革命行为’，但是‘在组织上还没有证明他们全部都是AB团取消派’。”

为此，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由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组成一委员会，对富田事件进行讨论，提出处理意见交政治局”

。

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派遣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处理富田事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