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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004（第6页）

必须真正认识自己错误的同时，还特别点名要瞿秋白“须写声明书表明积极反右派与立三路线的政治态度”

。

这时，已走下领导岗位的瞿秋白，其身心的摧残是可以想见的。

他那久治未愈的肺病犯得十分严重，极需卧床全休，加强药物治疗与营养保健。

但是，当他接到中央的决定以后，出于一个老布尔塞维克对党的忠诚，忍着各种难以述说的苦衷，又被迫于1月28日写了第二次声明。

但是，王明等人对瞿秋白的迫害并未就此停止。

他们为了自己在历史上的所谓清白，又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作出《关于1929至1930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宣称李立三处分王明等人是瞿秋白施加影响的结果。

反过来，瞿秋白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决不是偶然的”

，简而言之一句话：是一脉相承的。

为了彻底把瞿秋白搞倒、搞臭，正式发表国际决议，在全党展开对瞿秋白的斗争。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对瞿秋白实行政治打击、组织处理的同时，还在经济上作出决定：减发瞿秋白的生活费，每月只象征性地发给他十六七元。

对此，周恩来是绝不赞成的。

他清楚，当时“上海工人每月最高工资为五十元到九十元，中等工资二三十元，最低工资八元到十五元。

给瞿秋白这点生活费，仅能维持他们夫妇的最低生活需要，连温饱都谈不上，更不能求医治病了”

。

因此，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不同的意见：“秋白同志虽然离开了中央，但他是我们党的老同志，加之他又有较严重的肺病，我建议保留他的原待遇。”

“我坚决反对！”

王明盛气凌人地说道。

对此，周恩来能说些什么呢？唯有愤然不语。

另外，这些天来，由于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儿位党的骨干成员被捕，极少生还的可能，搞得他痛苦不堪；与此同时，罗章龙等人坚决与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对抗到底，搞得本来就面临分裂的党更加危险，党中央不得不作出开除罗章龙等人党籍的决定，这又加重了他内心的痛苦；当他看到王明等人借着米夫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内大搞苏联肃反那一套时，他内心的痛苦真是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了！

因此，他每天回到自己的住处，一言不发，经常一人驻步窗前，望着那沉沉的长夜陷入沉思。

在中央做出对瞿秋白减少生活费的那天，他回到住处后依然独自站在窗前，无限怅然地望着星空，听着不时传来的警笛的响声，他真想大呼一声“为什么！

？”

邓颖超非常理解周恩来此时此刻的痛苦心情，但她也清楚自己没有良药帮着解除其痛苦，唯有默然相伴、暗自分忧。

晚上，她看到周恩来实在是痛苦到了极点，悄然走到周恩来的身旁，侧首一看那双就要冒火的怒眼，刚要说句安慰的话儿，只见周恩来蓦然转过身来，紧紧抓住邓颖超的双手，近似吸泣地说了这句话：“我内心充满着痛苦！

……”

就在这时，室外传来了信号似的敲门声，周恩来忙把这痛苦藏于心底，小声说道：“秋白同志到了，快开门去。”

邓颖超开门迎进微然作笑的瞿秋白。

周恩来一见先是一怔，接着又惨然一笑，说道：“我一看你的表情，就放心了。”

瞿秋白是一位绝顶聪明的书生革命家，他自幼受着传统文化的影响，不仅崇尚中华民族的气节学说，而且还有着历代文人重视名节的气度。

因此，他在敌人面前是可以做到慷慨陈词，从容就义的。

但是，当他看破他终生追求的理想的代言人是如此无耻的时候，他内心的痛苦也就绝非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了！

可是当他把这一切看得明明白白的时候，他自然也会有着另一种人生感悟——那就是如释重负的解脱感。

所以，他是微笑着走进周恩来的住处，且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对一个没权欲的书生来说，放弃手中的权力，等于是一种精神上的最大解脱。

因此，我突然觉得自己的精神上从未有过的轻松感。”

或许周恩来与瞿秋白有着某种相通的心理，他非常理解瞿秋白说这句话的内涵，不无感慨地说道：“可我……什么时候才能获得你这种轻松感呢？”

“看来，你此生此世是办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