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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005（第4页）

但是，张国蠢回国自有他的政治野心，用他的话说：“我曾设想如果当时揭发米夫派的罪恶，要求立即举行中共五中全会，将陈绍禹这一群撵出中共中央，局面将难于收拾。

如果何孟雄等没有被捕，或许我可以这样做，现在没有了他们，那就煞费考虑了。”

把他的话说白了，他回国的目的不是帮着党渡过困难，而是想借助于何孟雄、罗章龙等老干部的力量，把王明这一群撵出中共中央，由他张国煮取而代之。

由此可知，张国煮是有政治野心的，只是时机不成熟，没有演出后来在长征中演出的夺权丑剧。

怎么办呢？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答案是‘投鼠必须忌器’！”

换言之，继续等待时机。

关于决定加强苏区和红军的领导，是由周恩来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决定的。

对此，张国煮作了如下回忆：

周恩来为此提出了一个具体计划，经议决通过，其要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迁往江西苏区，由向忠发、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等领导前往。

在鄂豫皖和湘鄂西两区分别设立中央分局，前者由张国寿、沈泽民、陈昌浩前往主持，后者则由已在那里的夏曦、关向应（关这时尚在狱中）等主持。

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在上海另设中央分局，指导白区工作，预定由赵云（康生）、李竹声等主持。

这个决议，是中共将工作重心转到苏区去的一个重要关键，对于此后中共的发展有极大关系。

我们当时的理想，是希望在江西能有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在那里竖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旗帜，联络长江以南和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共同奋斗，以期握有一省或数省的地盘。

鄂豫皖苏区则为长江以北的主要核心，我们希望以那里为起点，向北发展，以期在大江以北掌握更广泛的地区。

至于湘鄂西苏区则似是一个主要的卫星，并且可以向西南发展。

……

我是自愿去鄂豫皖的。

虽说张国煮的上述回忆存在着错误，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对中国未来革命的构想；如果再联想到未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证明这一构想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也是极具战略意义的。

更为重要的是，也说明了周恩来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逐步完成了由城市为中心向农村发展的阶段。

张国煮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且肩负着发展长江以北地区的革命重任，因而必须派一名有经验又熟悉通过长江进入鄂豫皖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的负责同志，护送张国燕、陈昌浩前往鄂豫皖根据地。

为此，周恩来又在人选方面颇费了一番心思。

负责由长江经武汉进入鄂豫皖苏区地下通道的是顾顺章。

但是，在周恩来赴莫斯科之后，他当年混迹黑社会中的一些恶习复发。

他认为自己不仅是工人出身，而且还是中央负责保卫部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自认为了不起，个人野心日渐暴露。

最后，他竟然发展到骄横跋雇，不可一世，连党都不放在眼里，中央只有周恩来的话他还能听一些。

那时，他除了在上海开设了一座“化广奇魔术店”

作为联络点以外，还利用党的经费在英租界威海卫路八0二号一幢石库门包租一座“公馆”

，家具陈设相当考究。

按照白区工作的规定，他的家只有陈赓、李强能去，其他任何党的负责人都不能造访登门，这就为他过着挥霍无度的腐朽生活提供了条件。

据陈赓说，他曾去过顾顺章家两次，发现他生活腐化，花天酒地，乱搞女人，抽鸦片烟。

更不能容忍的是，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还有浓厚的帝王思想，竟然请“星相家”

看相算命，当他听“星相家”

吹嘘他有“福相”

，将来能当皇帝之后，还得意不已。

对此，陈赓气愤之极，他曾对柯麟说了如下这句话：“我们两人如果不死的话，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

周恩来在听取了陈赓的上述报告之后，找顾顺章谈话，严厉批评，并向他指出：私生活的腐化堕落完全违背共产主义道德准则。

作为共产党人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诚如前文所述，顾顺章在负责中央特科工作期间，他的工作重点不是放在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捕的同志方面，而是热衷处决叛徒、暗杀敌人等一些恐怖行为。

只是由于周恩来的批评和阻止，才没酿成无可挽救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