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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昆仑加入共产党前后（第14页）

例如：汪季琦的哥哥汪东是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昆仑就设法通知汪东，请他出面保释弟弟汪季琦，如有为难处，他从旁相助；再如华应申，他是无锡人，王昆仑就请老乡长——同时又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出面做保；由此类推，他又通过张继、覃振等国民党元老出面做保，全部保释了被捕的九名青年学生。

与此同时，王昆仑清楚地知道，这九位青年学生多是无锡会馆的常客，而他自己则又是被捕青年来无锡会馆投奔的主人。

就常理而言，他自己必然也成了特务关照的中心人物，只是时机未到，他还能在幕后主持保释这些青年的工作。

他历经深思熟虑，并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决定从无锡会馆搬出。

在此期间，王昆仑还曾参预过营救陈赓、廖承志以及国际友人牛兰夫妇的工作，遗憾的是随着日月的流逝、当事人的先后仙逝，自然还有保密等原因，致使这些富有戏剧情节的事件成了难以破译的谜底。

与此同时，蒋介石坐镇南昌，亲自指挥百万大军“围剿”

中央苏区，天天把所谓的胜利战报披露报端，制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就要覆灭的舆论。

是年6月，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系统倾巢出动，在租界工部局的配合下，一举破坏了设在上海的我中央局和江苏省委，中央局书记李竹声、江苏省委书记赵立人、全总党团书记袁孟超等六人先后被捕。

其中李竹声自首叛变，并交出党的工作用费十万元向敌人买命。

是年10月，敌人又根据李竹声提供的线索，又先后逮捕了盛忠亮等九人。

盛又叛变，敌人又根据盛提供的线索搜查了中央局机关，大量的机密文件落入敌手，又为来年2月再次破坏我党设在上海的地下组织提供了线索。

简而言之，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几乎全部被敌人破坏了！

王昆仑作为潜伏在国民党中枢机关的特殊党员，他很快就获悉我中央局及其地下党组织遭破坏的消息。

一旦和他保持单线联系的同志如王世英、曹亮、胡济邦等被捕——甚至进而自首叛变，他这位立法委员随时就有被捕的可能。

因此，他过着抑郁愤慈且又提心吊胆的日子，真可谓是度日如年啊！

也或许是又应了祸不单行这句老话，就在上海中央局第二次被破坏不久，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

，退出中央苏区，开始了被毛泽东同志称之为“叫花子打狗——边走边打”

的长征。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中央局数度被敌人破坏，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散落在各处的地下党员只好各自为战，凭着党性在为苦难的祖国工作。

王昆仑在这极度艰苦的环境中，也唯有和那些心照不宣的党员休戚与共，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救亡抗日的时代洪流中去！

然而王昆仑毕竟是一位把信仰视为生命的政治家，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长征西去的红军命运，因为他知道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另外，他还急切地盼望能早一天和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唯有如此，中国革命才会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是年初夏，潘汉年和陈云相继自长征路上回到上海，绕道去苏联。

据史记述，潘汉年到达上海之后，找到了他的弟弟潘斌，并通过潘斌了解了上海地下党的情况，同时还请他帮助潘汉年办了去苏联的护照。

就常理而言，潘汉年留沪期间，有可能和王昆仑相见。

即使未曾谋面，潘汉年请弟弟办的出国护照，也只应是通过王昆仑这条渠道从外交部偷来的。

遗憾的是，详细的内情随着当事人的仙逝永远地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