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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昆仑加入共产党前后（第9页）

另外，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和高喊抗日救亡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济深、蔡廷错等也开始发生关系。

实事求是地说，王昆仑不仅向党中央提供了国民党上层方方面面的军政情报，为党中央一些政治决策提供了依据，而且对这些地方军事实力派领袖人物的思想转变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王昆仑在一般的国民党人的眼中，又是一位激进的抗日派。

如果他突然放弃救亡抗日的政治色彩，必然会引起怀疑。

为此，他一方面为了应付国民党——主要是特务的视听，一方面又想影响、团结更多的年轻人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他请示党组织并得到了同意，决定创办南京读书会。

由于参加读书会的人较多，且距今天的时间也较为久远，当事人的回忆出入很大。

现摘录孙晓村的有关回忆如下：

1933年，我从上海到南京，在南京的无锡同乡会访问王昆仑和他的妹妹王枫，讨论决定再吸收几个人组成一个读书会。

于是由王昆仑、孙晓村、曹孟君、胡济邦、王枫、勾适生组成读书会。

会址设在成贤街无锡同乡会王昆仑的宿舍里，定期开会。

当年有了发展，先后有吴茂荪、汪季琦、顾清侣、张锡昌、秦柳方、袁轶群、薛宁人、孙克定、华应申、荻超白等人参加。

到1935年夏末前又增加了薛葆鼎、汪德彰、季洪等人。

南京读书会成立之初，主要是结合时事学习马克思主义。

学习了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李达译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

时辜分析主要由王昆仑和我主持。

王昆仑着重在分析敌情、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阴谋和内部矛盾；我则定期去上海带回对于国内外形势的分析。

当时开展过一些活动，如由吴茂荪出面，在新民报上办了《时代认识》，共出了十几期，对南京的知识分子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据笔者分析，王昆仑的回忆是可信的。

其一，王昆仑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知道恩师李大钊曾在北京大学建立过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其会员多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他以此效仿是可能的；其二，南京读书会所读的主要书类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南京读书会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能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相比的。

但是，它在特定的环境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

对此，孙晓村同志作了如下评论：

南京读书会在国民党统治的政治中心南京进行了两年的活动，主要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传播党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方针，瓦解反动派的部分力量，团结影响一些人壮大革命的力量。

利用反动派内部的矛盾，为我党做了一些工作，并为南京救国会的成立莫定了基础。

王昆仑为了扩大读书会的影响，请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的妹妹王枫介绍更多的进步青年参加。

为了掩人耳目，他还利用节假日搞郊游和爬山活动，打出的口号也是冠冕堂皇的：为准备救亡抗日进行军训和健身。

实质上呢、他则是利用这样的机会向进步青年宣讲国内国外的政治形势能有更多的人投入到救亡抗日的洪流中去！

王昆仑的言行虽然没有暴露其政治身份，但依然引起了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重视。

在这期间，蒋记国民党为确保“攘外必先安内”

的国策执行，在其统治区——尤其是南京和上海大搞白色恐怖，不少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了，很多党的优秀干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

为了王昆仑的安全，也为了保证党的白区工作能正常运行，卢涛和王世英专门和王昆仑谈了一次话：“为了便于工作，我希望你经常到上海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我们来南京见你。”

王世英开门见山地说。

“可以，”

王昆仑沉吟片刻，又问道，“我们在上海什么地方见面？安全问题有无保证？”

“你可否在上海搞个小公馆？最好把你在无锡的太太也接到上海去？”

卢涛似有准备地说。

对此，王昆仑早有此想法，但并不是为了方便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