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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昆仑加入共产党前后003（第6页）

次日，通电全国，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

旋即出兵湖南。

蒋介石自然知其用意：借抗日之名行夺取南京政府之实，故派重兵入湘防御。

遂一场内战在即，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

王昆仑和蒋介石势不两立，但他此时也绝不赞成陈济棠、李宗仁等的反蒋行为，因两广军阀兴兵的动机，直接违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救国宗旨。

他赶往上海，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简称“全救”

）的负责人紧急磋商，研究对策。

恰这时，李宗仁等派人北来和“全救”

联系，探听“全救”

的态度，但实际上是想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为此，王昆仑支持“全救”

派出与李宗仁熟悉的杨东纯去西南，面见李宗仁，阐述“全救”

的主张：“我们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加紧侵略，其豢养的伪蒙军已开始入侵绥远，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这种形势下，西南领袖提出抗日主张，并宣布北上抗日，这是值得欢迎的。

但是，应当认真从抗日救国出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抗日，不宜轻率对内用兵，酿成内战。”

同时，还提出“内争不容再有，御侮不能再缓”

，不要“鹉蚌相争”

，免使日本侵略者“渔翁得利”

的政见。

但是，陕北的党中央对“两广事变”

是什么态度呢？王昆仑与上海、南京两地的救国会的负责人都在关注着。

正在这时，陪同潘汉年自莫斯科回国滞留香港的胡愈之回到了上海，带回了他和潘汉年、邹韬奋三人起草的重要文件：《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

后经沈钧儒过目，并经章乃器、胡愈之共同作了修改，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个人的名义公开发表。

王昆仑阅后完全赞同。

其中，尤对第一、第二、第五条所谓希望拍手称快：

（一）希望蒋介石放弃所谓“先安内后攘外”

的政策，联合各党各派，开放民众运动以共纤国难；

（二）希望西南军事当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将军进一步了解联合阵线的立场，采取推动中央政府出兵抗日，避免和中央取对立的态度，实现人民的抗日言论和行动的绝对自由；

（五）我们赞成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救国的主张，以及在以后多次通电中关于请各方面停战议和，“致对外的呼吁。

……另外，关于这封《公开信》的形成过程，沙千里曾撰文写道：“这封（公开信》，最初是由从莫斯科回到香港的潘汉年、胡愈之，和出国参加教育会议停留在香港的邹韬奋三个人起草的；后来由潘汉年、胡愈之带回上海。”

正如他自己所说，这封（公开信），发表前我不知道”

，因而妙回忆有误。

事实是：潘汉年参预了这封（公开信）的起草，但未和胡愈之一起带回上海。

这封（公开信）发表在是年7月15日，而这时的潘汉年正在香港和蒋介石派出的代表张冲谈判。

这封《公开信》由胡愈之于7月上旬只身由香港带回上海。

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对付“两广事变”

，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

王昆仑在与会期间，获悉蒋介石对上述那封《公开信》极为不满，声言是站在共产党一边向他蒋某人示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