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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和第二次国共合作003（第5页）

张冲听罢继续沉重地摇了摇头，似乎是在说：“这件对不起周先生的事可非同一般啊！”

他慑于自己的职责，又不能对潘汉年说个明白。

这到底是一件什么性质的对不起周恩来的事呢？简而言之，张冲当年一手炮制了（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世人简称的《伍豪启事事件》。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叛变投敌之后，周恩来在陈云、聂荣臻等同志的协助下，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使局势转危为安；接着，向忠发又于6月22日被捕叛变，周恩来在陈云、康生、潘汉年的协助下化险为夷。

“敌人深知粉碎他们阴谋的真正组织者是周恩来同志，恨之入骨，乃于9月1日下令‘悬赏通缉’周恩来同志等，继而又于11月底在上海各报刊登《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急启事》，企图用金钱收买叛徒告密。

但这些均告无效。

于是乃于1932年2月刊登出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目的是想在我党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使我党涣散解体。”

而这一“启事”

就是由张冲和黄凯合谋伪造的。

是由张冲执笔，黄凯派人送上海各报刊登的。

这件“启事”

落款者计二百四十三位，均为顾顺章等叛徒提供，多数位居中共中央、各省市地下机关的负责同志。

想登报声明吗？必然落入敌人预伏的圈套；听之任之吗？中央必然对周恩来等同志失去信任，甚至因误会还会引出更为严重的政治事件。

在张冲看来，的确是给中共、给周恩来出了一道十分难解的题。

换言之，他是借用“离间计”

使中共自己除掉周恩来。

但是，张冲的算盘打错了，早在张冲炮制这则伪造“启事”

两个多月以前，即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根据党的决定撤离上海，经福建进入苏区，于12月底到达瑞金。

足见周恩来根本不在上海，这则“启事”

是伪造的。

可是周恩来在国共两党——乃至于全国诸地方实力派、各界社会贤达之中是有着相当影响的领袖人物，必须采取措施，反击国民党这别有用心的造谣污蔑！

而中共中央又把这一重任交给了陈云、康生、潘汉年为首的“中央特别委员会”

。

主要承办者是潘汉年。

对此，史家多年之后作了如下的记述：

2月20日，党在上海散发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传单。

这一传单由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

传单指出：“最近在《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堆中所刊登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拘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

2月20日几经交涉后，终于在《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顾问陶行知的支持下，同意用广告处的名义在报上公开答复：“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

。

……正如陈云同志在1972年6月13日指出的：“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广告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问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

这今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骗。”

2月27日，在上海出版的党报《实报》第十一期上，刊登了党所代写的另一（伍豪启事》……同期《实报》还发表了题为《国民党造谣污蔑的又一标本》的文章。

文章指出：“疯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鄙的造谣，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来污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污蔑中国共产党。”

接着，党还采取了更加明确有力的公开辟谣措施，以周恩来同志的另一别名周少山的名义，请法国律师巴和代登启事以否认伪造启事……这一启事公开刊登后，便在党内外进一步澄清了问题。

1932年2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也曾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约造谣污张冲陷害周恩来同志的阴谋没有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