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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联成立前后组织才能与人格魅力（第1页）

在“左联”

成立前后组织才能与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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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敏锐的思想和组织才能，被更多的中央负责人所了解。

到1928年冬天，中共中央决定：将原属江苏省委宣传部的文化党组划归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仍由潘汉年担任党组书记。

也就是从这时起，潘汉年的组织关系转到了中央的一个直属支部。

他的生活费用也改由组织直接供给，从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职业革命者。

1929年，“六大”

以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李立三回到上海，分管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他根据形势的发展，将隶属宣传部的文化党组扩大为“文化工作委员会”

，依然任命播汉年为“文委”

第一任书记。

时年不足24岁的潘汉年，肩负着党的文化工作的重任，这足以证明党对他寄予了很大期望。

1929年秋冬之际，中共中央有关领导分别向上海文化界的党内同志提出：停止与鲁迅的论战，团结鲁迅，尊重鲁迅，准备成立文艺界的革命群众组织。

冯雪峰在回潘汉年的谈话中，说：“据我所知，1929年下半年，潘汉年是做党中央宣传部干事，到1930年春天他还兼任文委书记。

记得是在1929年大概10月11月间，潘汉年来找我，要我去同各迅商谈成立左联的问题。

他同我谈的话，有两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一、他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替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

二、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看鲁迅有什么意见，‘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

潘汉年是一位组织原则很强的共产党人，他历来对党中央的决定坚决付诸实施。

他除去请有关人士向鲁迅先生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并征询其意见外，他还分别做创造社和太阳社有关同志的工作。

潘汉年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把论争长达近两年的几个文学团体凝聚在一起，变成一个进行反文化“围剿”

的战斗集体，必须首先在思想上真正做到放弃偏见，团结对敌。

而若想做到思想上真正的统一，必须进行自我批判，心悦诚服地多做自我批评。

为此，他带头在《现代小说》三卷一期上发表了《文艺通讯》一文，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革命文艺家应该写哪些题材，坦诚地发表了意见。

潘汉年由于还要联系成立其它革命的社团组织，没有参加左联筹备组的具体工作。

但他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代表，曾多次与会指导整个筹备会议的进行。

有关左联的纲领、发起人名单、组织关系草案拟出之后，他不仅亲自审阅，提出意见，而且还派专人报请鲁迅先生审定。

当他听说鲁迅先生不同意封给他的“主席”

或“委员长”

的这类名称，只是“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尽力多做”

以后，遂和左联筹备组的有关人士商定，设执行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当他听说鲁迅先生看见左联发起人名单中没有郁达夫的名字，并获知郁达夫最近情绪不好，也不经常和一些朋友来往后，当即表示同意鲁迅先生的意见，并请有关同志去商请郁达夫参加。

总之，潘汉年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诞生，真可谓是竭尽忠诚和力量了！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中华艺术大学宣布正式成立。

虽说由于防止敌人捣乱和破坏，没有更多的人参加大会，但它却永载中国现代文学史史册。

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先生发表了有名的演讲：《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潘汉年也发表了事后刊于《拓荒者》上的文章：《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

这篇文章对左翼文化界提出了中肯的要求，是一篇研究左联的十分重要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