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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十六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初稿完成，这是一项旷古文献工程。

呈进御览，乾隆龙颜大阅，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办竣，呈览，颇为详核。

所有总纂官纪昀、陆锡熊，著交部从优议叙[3]。”

《总目》共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加上存目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共收书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十七万二千八百六十卷，是中国古代规模最为弘大、体制最为完善、编制最为出色的目录学巨著。

编纂《总目》的缘起，要上溯到《四库》开馆之前。

乾隆三十七年（1772），皇帝发布第一道中外搜访遗书诏令，命令各省督抚着力购访古今著作，以彰“稽古右文”

之盛，并特别指出：“各省搜辑之书，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鉴别，悉行呈送，烦复皆所不免。

着该督抚等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旨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

候会齐后，令廷臣检核[4]。”

这是《四库总目》编纂的最初缘起，同时也大体上提出了编纂框架和基本原则。

同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借乾隆皇帝下诏访求遗书之机，提出了开馆校书的奏折，其中第四条提出编纂目录的构想：“著录校雠，当并重也。

前代校书之官，如汉之白虎观、天禄阁，集诸儒较论异同及杀青；唐宋集贤校理，官选其人，以是刘向、刘知几、曾巩等，并著专门之业。

列代若《七略》《集贤书目》《崇文总目》，其书具有师法。

臣请皇上诏下儒臣，分任校书之选，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一书上，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卷首，并以进呈，恭俟乙夜之披览。

臣伏察武英殿原设总裁、纂修、校对诸员，即择其尤专长者，俾充是选，则日有课，月有程，而著录集事矣[5]。”

这个奏章经大学士刘统勋等多次廷议，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在对关于总目录编纂方面，提出如下意见：“查古人校定书籍，必缀以篇题，诠释大意。

《汉书·艺文志》所称‘条其篇目，撮其旨意’者，所以伦次得失，使读者一览了然，实为校雠良法。

但现今书籍，较之古昔日更繁多，况经钦奉明诏、访求著录者，自必更加精博，若如该学政所奏，每一书上必撮举大旨，叙于卷首，恐群书浩如渊海，难以一一概加题识。

查宋王尧臣等《崇文书目》、晁公武《读书志》，皆就所有之书，编次目录，另为一部，体裁最为简当，应即仿其例。

俟各省所采书籍全行进呈时，请敕令廷臣详细校订，依经、史、子、集四部名目，分类汇列，另编目录一书，具载部分卷数、撰人姓名，垂示永久，用诏策府大成，自帙唐宋而更上矣[6]。”

这个意见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赞同，当日下旨谕示：“应俟移取各省购书全到时，即令承办各员将书中要旨隐括，总叙崖略，粘贴开卷副页右方，用便观览[7]。”

当时大学士和皇帝的初衷，是为阅读查询之便，编一部简明目录，而没有明确意识要编纂出一部卷帙庞大的解题目录来。

《四库总目》的成书，大体上经历了三种形态：

第一是各省送书时报呈的简单提要，除江浙较为简略地概述了本书著者、卷数、特点之外，其他省仅注明作者、卷数（或册数）而已。

第二是馆臣撰写的提要。

前期，《四库全书》馆中“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分校官”

和“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

分别负责辑佚和校阅各自分管的书籍内容，编写提要，叙列作者爵里，记述版本源流，撮举典籍要旨，考订文字，并提出应刻、应抄、应存的建议。

在编写提要初期，由于没有统一的编写标准和总负责人，原有的提要及后来新编写的提要繁简不一、条理纷繁，问题多多。

第三就是总纂完成最后的修改审订。

纪晓岚和陆锡熊到任后，在纂修官编写各篇提要的基础上，笔削考校，或增删，或分合，字斟句酌，再三润饰，有很多需要重新撰写。

原本体例不一、行文详略悬殊、表达观点亦各异的提要稿，经二人特别是纪晓岚笔削考核、一手删定后，体例整齐，灿然可观。

纪晓岚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贡献，首先是主持了《总目》的分类，他自己说：“余校录《四库全书》，子部凡分十四家，儒家第一，兵家第二，法家第三，所谓礼、乐、兵、刑，国之大柄也，农家、医家，旧史多退之于末简，余独以农家居四，而其五为医家；农者民命之所关，故升诸他艺术之上也[8]。”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结了自汉刘向父子、班固以来历代分类目录的得失利弊，进一步充实了分类体系。

其所采用的分类法，实为中国四部分类法之集大成，所收书籍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于部下分类，类下再分子目，共分四部四十四类六十六子目，其中经部十类、史部十五类、子部十四类、集部五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