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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1页）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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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批判主义看来，五四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上虽然是石破天惊的一声春雷，但同时也带有从传统而来的一些固有局限。

超出这些局限，也就是新批判主义的“新”

之所在。

所以我对五四的反思与现今许多人不同，在这些人看来，五四的毛病就在于太激进了，必须把五四人物的言论和当时他们的对立面的言论作一个调和、折中，才能达到持平之论。

这种看法貌似公允，实际上是想把五四精神以某种大家都“喜闻乐见”

的方式纳入到传统“中庸”

的眼光中去，使五四的锋芒丧失殆尽。

这样一种对五四的“超越”

，实际上还远远没有达到五四的水平。

我倒认为，五四的缺陷并不在于言论和态度上的“过激”

，而在于在这种过激的表象底下仍隐含着某种出发点上的陈旧思维框架，从而陷入了某种未能解决的内心矛盾。

我们今天若能解构这一框架，克服这一矛盾，我们或许在言词上不必显得那么过激和张狂，但在思想上却可以做到更加理性和逻辑化，从而有可能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做出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改进。

因此，新批判主义打算从如下三个方面对五四的局限性加以反思。

1.启蒙背后的民粹主义。

五四精神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启蒙精神。

启蒙（E）在西方18世纪启蒙运动中是一个最激动人心的字眼，其本意是“光照”

“启发”

的意思，但并不包含唤起民众的含义，多半倒是一种思想上的个人觉醒。

当时的启蒙学者，特别是法国百科全书派，都是些书斋和沙龙里的文人，社会地位都不低。

如伏尔泰出身宫廷医生，他本人不信上帝，却认为应该让老百姓有一个上帝。

卢梭是他们中最平民化的一个，曾斥责启蒙学者高高在上，脱离民众的贵族倾向。

但即使是卢梭，也并不以民众的代言人自居，而更多地致力于自己的理论创新，有一种离弃社会隐居的倾向。

相反，五四的启蒙运动则特别赋予了启蒙以“开启民智”

的含义，而很少具有思想创新的含义。

五四启蒙思想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现成的观念和眼光来批评中国的现实和传统，以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认识水平和自觉意识为己任。

这是一些留洋的知识分子自己接受了西方思想后反过来“启国人之蒙”

，所以表面看来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骨子里包含着更深的政治伦理动机，即替人民说话，代人民立言，救人民于蒙昧。

这是典型的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是东方农业国家知识分子的共同倾向。

儒家的“君子”

“圣人”

其实是民粹精神的一种表现，他们把自己摆在民众之中，同时又超乎民众之上，力图成为民众的“救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