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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1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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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预测21世纪中国文学的走向，实际上取决于怎样看待文学史乃至于一般的历史。

文学史不是一个像物理学、生物学或一般自然科学一样可以用一套现成不变的规律来把握的现象，而是人类自由创造的结果，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不可预测的。

但这一点不是绝对的，历史有它自己的规律。

自由创造虽然是偶然性，但它同样会导致建立自己的必然规律（自律）。

因为一种偶然自发的创造要能立得住，首先要创造者自己对之加以肯定的认可，据为己有，贯彻到底（否则是不会创造出任何东西来的，只是一种软弱无力的良好愿望而已）；然后还必须得到社会的青睐和公认（这就必须表达出时代的精神）。

人类社会本质上追求和欣赏那些有创意的东西，即使有相反的势力拼命阻止其生长，它却代表人类发展的前景；另一方面，真正有创意的东西总是从时代脉搏的跳动中生发出来的，而不单纯是个人灵感的迸发。

所以，直观地看，历史似乎毫无规律，虽然每件事都有其充足的理由，但只有上帝能把握全部充足理由；本质上看，历史在大量偶然性中呈现出某种规律，但这需要人们透过偶然性去作出深层次的分析。

迄今为止，中国的文学评论基本上还停留在直观的层次，因而还不具备预测21世纪文学走向的前提和资格。

当然这不是说，评论家们不想从偶然现象中去发现内在的必然性。

正相反，人们太想从当代文学现象中找到某种蛛丝马迹，能够对未来发展的走向作出某种预言，诸如21世纪是否可能出现“大师级”

作家，是否可能得诺贝尔奖等等。

但他们所使用的方法论武器，基本上逃不出中国传统以《周易》为代表的预测学那一套，最主要的可以归结为两条：一是“否极泰来”

“物极必反”

的“朴素辩证法”

；一是“生生之谓易”

的自然之道。

所以有人从西方文化盛极而衰、中国文化由衰转盛的“必然规律”

而预言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

；而在文学评论界，在丧失了一切美学和文艺理论的教条框架之后，唯一还剩下能够对当前文学现象勉强加以归类的理论原则就只有自然的生物学规律，即作家的年龄了。

依据年龄来论资排辈本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痼疾，五四以来不少思想家对此倒行逆施，主张“少年中国”

“新青年”

，甚至有人说四十岁以上的人都该杀。

但骨子里却仍未逃脱以自然辈分来判定精神的事这一自然主义思维方式。

所以中国人很容易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甚至连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带有强烈的进化论色彩），就因为中国人历来就是用自然的眼光看待精神生活的：从前是认为越老越智慧，现在是认为越年轻越有希望。

鲁迅晚年发现这是个误区，老也好，年轻也好，都不足以成为可信赖的标准。

解放初期毛泽东对青年寄予巨大的希望，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

可是怎么样呢？这一代青年人不仅在文化建设上远不及他们的上一代人，而且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

中成为文化杀手，但世界始终不是他们的。

近年来文学评论界在一片复古声中，又有一股崇尚青年之风，许多文学刊物都开辟了“新人”

栏目，如“60年代出生的作家”

“70年代出生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