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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第2页）

我们曾发现过一页文件——在一份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工商业资本家内反动分子的举报记录背后。

那页文件被翻折过来重新装订，并用劣质胶水黏合。

因为天长日久而脱胶，我们这才有幸发现它。

在档案馆严格的调阅规则下，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从上下两端挑开那页合叠的纸，确保不去破坏装订线，凭借靠窗座位比较明亮的光线，一字一句把这份残页的内容抄录下来。

当然，卷宗本身还是得以保存下来。

最后它随大量历史档案一起，被有关方面转交给上海历史档案馆，由该馆的专业人员鉴别入库收藏。

而到这时，这卷宗也只剩下残篇断简，案件的相关证据链再也无法建立起可靠的逻辑关系。

（卷宗名见附注）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仍应被视为一部虚构小说。

我们相信作者在某个凉风习习的夜晚（风里带着夏日特有的腥臭味），一时兴起，随心所欲就捏造出一起电影摄影棚绑架案。

我们更有理由怀疑那些存在于人心深处的欲望、那些还在头脑中酝酿的复杂计划，作者如何能猜得透？我们的确能看到作者居心叵测地转换视角，以使假想出来的人物动机和行动计划欺骗性地带有一种混沌模糊的风格，在这里透露一点，在那里闪烁几下，引诱读者相信他在历史信息不足时的擅自虚构。

最难测度的是人的情感因素，薛维世先生和白俄女军火商之间到底有几分是（属于人类最美好最善良的）情感？有几分是诡诈的互相利用？薛和他的另一个更加天真的情人冷小曼之间发生的事，又有多少是出于当事人愈演愈烈的情场表演呢？

假设真的有一个公正的历史法庭，我们要指控作者仅凭五六份相互之间缺乏逻辑关系的文件，妄图向陪审团构想出整个案件的过程。

证据链缺乏完整性，由书面的间接证据来推论，缺少坚实可靠的论证基础。

法庭将不予采纳。

其实，有关薛维世先生（以及他的白俄情妇）的故事随后的发展变化本身也会提供一种例证。

如上所述，由于历史档案的人为丢失，薛维世先生在“孤岛时期”

处于各种复杂势力逼仄下采取的主动（或被动）行为，在上海光复后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严格审查，同样由于档案的缺失，这项审查最后毫无结果，仅凭萨尔礼少校的一份不太可靠的宣誓证明就草草收场。

但人类从来不曾生活在那个魔法世界里，在魔法世界里（就像在那部电影里），魔法师有一部可以无限对折展开的书，他所有的举措、所有最微妙的心理变化都将在事发同时记录备份在那本书里。

如果有那样一本魔法书，不仅历史学家要失业，小说家也同样要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