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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最初的重生为秩序而挣扎（第11页）

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最后一位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统治下，它一度成为希腊东部的官方语言，查士丁尼时代的法律典籍也用拉丁语撰写。

但后来，他的继任者却不得不用希腊语来评论这些法典，因为拜占庭丢失了西方，也遗忘了它的语言。

只有来自强者的暴力才能强迫人们去学习一门新的语言。

随着时间的流逝，爱情、友谊以及强烈的贸易兴趣和职业追求都确保了新的伟大语言的建立。

西班牙人文主义者和语法学家安东尼奥·德·内布里哈（AntoniodeNebrija，1444—1522）——广泛使用的拉丁文语法词典和拉丁文-卡斯蒂利亚语词典的作者——提出了语言与国家的关联。

他写道，可以肯定的是，卡斯蒂利亚语一直是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伴侣，“它们一起诞生，共同成长并繁荣昌盛”

。

实际上，卡斯特拉诺语最初是通俗拉丁语的变种之一，在卡斯蒂利亚崛起之后晋升为世界性语言西班牙语。

每一种被广泛应用的伟大语言，一定曾是胜利者的语言。

拉丁语就是其中之一。

它在罗马帝国的灭亡中幸存下来，并发展成为中世纪受教育的民众中的一种超级媒介。

这一事实是文艺复兴和欧洲“崛起”

的先决条件之一。

到了10世纪，对经典作品的研读热情日益高涨。

因此，在弗留利的贝伦加逐渐衰弱的统治期内，掀起了受维吉尔、尤维纳利斯和拉丁语版《伊利亚特》影响的赞美诗热潮，甚至还涉及了哲学主题。

博沃二世（BovoⅡ）开启了这一时期。

公元900—916年，他担任了科维修道院的院长，是波爱修斯著作的鉴赏家，甚至还能说流利的希腊语。

圣加仑的修士——条顿人诺特克尔三世（NotkerⅢ，约950—1022）将波爱修斯用拉丁语翻译的两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译成了德语。

在一个由农民、猎人和战士组成的社会中，他围绕表达、抽象、逻辑学，为获取古代的文化遗产而不遗余力，试图将这种文化传达给埋首于修道院的阿勒曼尼人。

《鲁奥德利布》是一部由匿名诗人用拉丁语写成的骑士史诗，推测写于11世纪中叶的巴伐利亚，其中透露出对普林尼和维吉尔具有一定的了解。

班贝格本笃会的弗鲁托尔夫（Frutolf）从奥古斯丁那里得到了关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的知识。

语言多样性通常反映出政治上的分歧。

如今，世界上7000多种语言中有许多都散布于赤道周围的温暖地区，而欧洲地区的语言只有不到100种。

地理原因在这些差异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的居民数远少于瑞士，却分布有1000多种语言和方言。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那里的人们从古至今生活在层峦叠嶂、交通不便的新几内亚，还有部分人居于新几内亚的无数小岛上。

在这里，与其他很多地方的情况一样，地理条件使沟通更加困难，而沟通是语言统一的基本前提。

这阻碍了本可能平息巴比伦地区混乱的大规模的国家组建。

对于科学技术进步而言，书写和言说的分裂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其使得交流和讨论几乎不可能。

语言多样性过大的地区向来都不是创新的区域。

克里奥尔语和混杂语言无法解决问题，因为它们无法用文字描绘解释复杂的问题。

拉丁欧洲还有另一个非凡的区位优势，但直到几个世纪后才体现出来：它毗邻穆斯林的高度文明地区，那里管理着丰富的知识遗产，并且还在不断增加中。

最重要的是，阿拉伯人已着手解锁古希腊的宝藏。

他们还打通了通往东亚的桥梁。

蓬勃发展的经济是他们能解锁这些成就的先决条件，其实力可能远超拉丁欧洲许多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