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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王国新知识信仰分歧（第2页）

在乌宗·哈桑的孙子、沙阿伊斯玛仪一世（IsmailⅠ，1487—1524年在位）的治下，萨非王朝[15]崛起，成为奥斯曼帝国新的对手。

伊斯玛仪一世在这场以“红头军”

为代表的伊斯兰教苏菲派神秘主义运动中成为神授的领导者，他凭借白羊王朝的遗留，以伊朗为据点建立了一个大国。

这个新王国发现自己深陷在与中亚乌兹别克人的战争中，与莫卧儿王朝的统治者也不断发生冲突。

宗教分歧在每一条战线上都成为权力政治的分歧所在，萨非王朝是什叶派，印度莫卧儿王朝则是与奥斯曼苏丹一样的逊尼派。

萨非王朝的边境线战火冲天，而伊斯坦布尔的欧洲敌人正好可以喘口气，毕竟庄严朴特（HohePforte）[16]里如坐针毡的苏丹可不想看到多线作战的局面。

1560年，一位皇帝的使者曾下结论说，单单波斯的威胁就让欧洲免于被征服的命运。

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冷酷者”

塞利姆一世（SelimⅠ，1512—1520年在位）重拾奥斯曼帝国的对外扩张政策。

在一轮大规模的征战过后，马穆鲁克王朝[17]四分五裂。

叙利亚、巴勒斯坦包括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阿拉伯半岛地区都落入奥斯曼苏丹的手中，这一地区的王侯也对苏丹俯首称臣。

最重要的收益是富饶的埃及，精神上的战利品则是哈里发的头衔：迁至开罗的、最后的阿拔斯王朝向胜利者交出这一早已失去实际价值的头衔。

至此，奥斯曼帝国成为地中海和印度洋的中间人。

它经历了自己的大发现时代，阿里·阿克巴尔于1516年写就的《中国纪行》，对中国明朝的精确描写在当时首屈一指。

1517年，海军上将皮里·雷斯在航行后为苏丹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不仅把目光投向东方，地图上对中、南美洲海岸线的标注也让人们了解到一次相当于“哥伦布的大发现”

（附图20）。

“立法者”

苏莱曼一世（SüleimanⅠ，1520—1566年在位）是奥斯曼帝国最举足轻重的统治者之一，他作为塞利姆一世唯一成活的儿子登顶王座。

在位期间，他按照“征服者”

穆罕默德二世的指令，遵循奥斯曼家族内部的风俗，用野蛮的方式确定继承人：新上任的苏丹要杀掉所有的兄弟和侄子。

这件事通常是以一种雅致的方式进行，即用丝绸的绳子把他们勒死。

这样一来，应该就不会产生内战和分裂。

17世纪中叶，这一风俗被长子继承权所取代，每一朝最年长的后嗣会继任苏丹。

一朝大权在握，苏丹的统治几乎不可撼动。

除了穆拉德一世创建的骁勇善战的骑兵，耶尼切里军团（yeniceri，意为“新军队”

）也是历任苏丹的核心军队，当时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欧洲。

这支精英队伍是从年轻的基督教俘虏以及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农家之子中招募的。

后者是被当作贡物从家中掳走的，但是也不会让他们与家人完全断绝音信。

这一臭名昭著的“德夫希尔梅”

制度（儿童税制度）把它的牺牲品，即那些基督教男孩送进穆斯林农家，使其学习他们的语言，慢慢皈依伊斯兰教。

他们组成的军团在宗教上深受苏菲派拜克塔什教团的影响，是一支宣誓效忠的部队，国家管理和宫廷也会传召耶尼切里军团。

他们是苏丹的奴隶，没有效忠部落的意识，所以是苏丹维系权力的可靠力量。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文牍之国，它下辖一个高度分化、公文堆积如山的官僚体系。

国家财政来源于战利品分成，所有掠夺来的财富的五分之一都要上缴国库，被俘的奴隶也要被估价。

大部分土地都是苏丹的财产，苏丹可以分封土地作为奖赏，或者收缴土地作为惩罚。

靠政府薪俸供养公职人员、军人——尤其是骑兵，这样他们也有资金购买装备——有时也包括宗教学者和法学家。

这些人如果去世，他们的“铁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