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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和革命（第3页）

“五月风暴”

抛弃了非善即恶的意识形态，运动中的暴力像是游戏一般，这和现实中的恐怖主义完全相反，恐怖主义本质上依然倾向于严酷的革命模式，核心是阶级斗争以及激进的先锋派意识形态手段，这就注定它要与冷漠、松懈的民众无缘。

虽然恐怖主义有意识形态上的局限性，但它却以一种令人费解的悖论与当代的逻辑融合在了一起，从而显得义正词严，在过度膨胀的革命以及自我封闭的小团体的作用下，谋杀、“控诉”

和暴动完全脱离了实际，变得空洞无物。

极端主义进程考虑的是自己，恐怖主义则是一种流氓暴力，意识形态机器虽然开足了马力，却已经失去了全部的根基。

在非实体化占领了历史意识领域之后，剩下的便是**裸的暴力，对空洞的最高主义纲领的歌颂，苍白无力的威胁，以及风干了的意识形态的骨架。

“五月风暴”

有两面性，就其对大革命的渴望而言，它是现代性的，就其对欲望和交流的憧憬而言，它是后现代性的。

同时，就其不可预见性的或野蛮性的特征而言，它是社会暴力的未来模式。

随着阶级对抗常态化，冲突爆发此起彼伏，犹如横空出世或遁世，出现和消失同样迅如闪电。

如今，社会暴力常显现出共性的东西，即不再完全围绕着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来进行阶级斗争，20世纪60年代暴力的主角是大学生，而今天则是失业者、无房者、黑人和牙买加人，暴力由此也被边缘化了。

近来，在伦敦、布里斯托尔、利物浦、布里斯顿发生的骚乱勾勒出了新型暴力的轮廓，无论对抗如何激进，也只是作为暴力的非意识形态化的一种补充。

如果说60年代极端自由主义的反叛依然是“空想的”

，依然承载着价值观，那么当今时代让贫民窟百姓兴奋不已的暴力则摆脱了一切历史的窠臼。

从这点看，这些暴力行为与自恋主义进程是一致的，这是无所事事、失业、社会空虚导致的纯粹的反叛。

个性化进程利用意识形态领域的瓦解和个性，催生出了冷酷的暴力，如新型的犯罪和毒品，这是一种绝望的、看不到未来的暴力，所以它更为冷酷。

社会暴力冲突的演化和毒品演化如出一辙，在60年代的以反文化和叛逆为标志的虚幻之旅之后，便是普遍化的毒物癖时代。

这是没有梦想、意志消沉的时代，沉迷于嗑药、指甲油、煤油、胶水、溶剂和生漆的人呈现愈发年轻化的趋势。

在反叛和滥用药物之后，只剩下袭击警察或巴基斯坦人、焚毁街道和建筑物、洗劫商铺等选择。

阶级的暴力让位给了底层年轻人的暴力，其摧毁的是自己的街区；激昂的贫民区似乎加速了后现代的空虚，似乎要用怒火来终结由冷漠的个性化进程以各种另类手段所带来的孤独。

最终，暴力失去了社会地位，步入了兼容并蓄的周期中，这与自恋主义时代是契合的。

由此，暴力的非实体化也达到了令人叹绝的顶点，它没有了规划，也没有了幻想，剩下的只有那**裸的、不抱幻想的暴力。

[129]　诺贝特·埃利亚斯（1897—199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一生致力于“人的科学”

的研究，试图整合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并以“形态社会”

来整合微观社会学与宏观社会学、“心理发生”

层次与“社会发生”

层次的问题，被誉为20世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代表作品有《文明的进程》《宫廷社会》《个体的社会》《圈内人与圈外人》等。

—译注

[130]　皮埃尔·克拉斯特（1934—1977）：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有《反国家的社会》。

—译注

[131]　参见杜蒙：《平等的人》，伽利玛出版社，1977年，第13页。

[132]　参见皮埃尔·克拉斯特（PierreClastres）：《冷血战士的悲哀》，载《自由》，1977年，第2期。

[133]　图皮那巴斯（Tupinambas）：亚马逊丛林中的好斗的部落，打败敌人后常吞食战败者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