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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盖集（第7页）

鬼谷子所以究竟不是阴谋家，否则，他还该说得吞吞吐吐些；或者自己不说，而钩出别人来说；或者并不必钩出别人来说，而自己永远阔不可言。

这末后的妙法，知者不言，书上也未见，所以我不知道，倘若知道，就不至于老在灯下编《莽原》，做《补白》了。

但各种小纵横，我们总常要身受，或者目睹。

夏天的忽而甲乙相打；忽而甲乙相亲，同去打丙；忽而甲丙相合，又同去打乙，忽而甲丙又互打起来，就都是这“覆”

“复”

作用；化数百元钱，请一回酒，许多人立刻变了色彩，也还是这顽意儿。

然而真如来鹄所说，现在的人们是已经“是乃天授，非人力也”

的；倘使要看了《鬼谷子》才能，就如拿着文法书去和外国人谈天一样，一定要碰壁。

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

三

离五卅事件的发生已有四十天，北京的情形就像五月二十九日一样。

聪明的批评家大概快要提出照例的“五分钟热度”

说来了罢，虽然也有过例外：曾将汤尔和先生的大门“打得擂鼓一般，足有十五分钟之久”

。

（见六月二十三日《晨报》）有些学生们也常常引这“五分热”

说自诫，仿佛早经觉到了似的。

但是，中国的老先生们—连二十岁上下的老先生们都算在内—不知怎的总有一种矛盾的意见，就是将女人孩子看得太低，同时又看得太高。

妇孺是上不了场面的；然而一面又拜才女，捧神童，甚至于还想借此结识一个阔亲家，使自己也连类飞黄腾达。

什么木兰从军，缇萦救父，更其津津乐道，以显示自己倒是一个死不挣气的瘟虫。

对于学生也是一样，既要他们“莫谈国事”

，又要他们独退番兵，退不了，就冷笑他们无用。

倘在教育普及的国度里，国民十之九是学生；但在中国，自然还是一个特别种类。

虽是特别种类，却究竟是“束发小生”

，所以当然不会有三头六臂的大神力。

他们所能做的，也无非是演讲，游行，宣传之类，正如火花一样，在民众的心头点火，引起他们的光焰来，使国势有一点转机。

倘若民众并没有可燃性，则火花只能将自身烧完，正如在马路上焚纸人轿马，暂时引得几个人闲看，而终于毫不相干，那热闹至多也不过如“打门”

之久。

谁也不动，难道“小生”

们真能自己来打枪铸炮，造兵舰，糊飞机，活擒番将，平定番邦么？所以这“五分热”

是地方病，不是学生病。

这已不是学生的耻辱，而是全国民的耻辱了；倘在别的有活力，有生气的国度里，现象该不至于如此的。

外人不足责，而本国的别的灰冷的民众，有权者，袖手旁观者，也都于事后来嘲笑，实在是无耻而且昏庸！

但是，别有所图的聪明人又作别论，便是真诚的学生们，我以为自身却有一个颇大的错误，就是正如旁观者所希望或冷笑的一样：开首太自以为有非常的神力，有如意的成功。

幻想飞得太高，堕在现实上的时候，伤就格外沉重了；力气用得太骤，歇下来的时候，身体就难于动弹了。

为一般计，或者不如知道自己所有的不过是“人力”

，倒较为切实可靠罢。

现在，从读书以至“寻异性朋友讲情话”

，似乎都为有些有志者所诟病了。

但我想，责人太严，也正是“五分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