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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皮质小人（第1页）

2.“皮质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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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命物质的看法本身在19世纪已经整体发生了变化。

在那之前，人们认为它是一种湿黏液，具有生命力，其生命特征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它可变的凝固状态里会产生复杂和有区别的结构。

从20世纪头几十年开始，新型的显微镜纠正了一直以来困扰着研究者的显微镜的色差，人们开始注意到植物和动物组织中均匀的球形存在。

由于出现了不同的理论视角，在这些“球状物”

中，构成所有活体组织的多种细胞开始被识别出来。

事实证明，神经系统的细胞由于其特殊性而最难研究。

然而，早在1837年在布拉格举行的自然科学家和医生会议上，捷克解剖学家扬·伊万杰利斯塔·浦肯野（JaaPurkinje）在其报告中称，他发现梨形的“神经节”

细胞沿着小脑皮层的中间层以规则的方式存在。

后来这一细胞以他的名字命名[177]。

帕维亚大学有着悠久的显微镜研究传统。

1873年，30岁的卡米洛·高尔基（CamilloGolgi）已经是切萨雷·隆布罗索（broso）在精神病院的助手。

他设计了一种被称为“黑色反应”

的技术，能够使神经细胞的精细结构具有可见性和可调查性[178]。

一段时间之后，其他组织学家用高尔基的方法获得了类似的结果，他们对其创新能力大为赞赏。

马德里的组织学家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SantiagoRamónyCajal）通过在欧洲宣传其研究成果，使之更加完善，并迅速获得成功。

（图3.9）高尔基被迫宣传黑色反应的优越性，并用他自己的网状概念（即大脑是一个弥散的神经网络）对抗他憎恶的西班牙同行的概念（他们认为神经细胞是独立细胞）。

1906年，卡哈尔与高尔基的冲突在斯德哥尔摩达到了**，在共同获得诺贝尔奖的仪式上，高尔基攻击了对方的神经元理论，加剧了双方争论。

同年，一本大卫·费里尔的演讲集得到出版。

其中，查尔斯·谢林顿（CharlesS.Sherrington）假设，神经系统的兴奋和抑制现象，产生于一种神经间系统的作用，他在1897年已经将其命名为突触。

而在几十年后，通过借助电子显微镜，人们才认识到它真正存在[179]。

图3.9：浦肯野的小脑细胞图，藏于马德里的卡亚尔博物馆。

在20世纪初，许多问题仍未得到解答：外部和内部世界的刺激如何在神经中枢发展出新的刺激；刺激如何固定和积累，如何保持潜伏状态并在某些条件下重新出现，使自我有其他心理行为；有的人与这些神经刺激有怎样的紧密联系，甚至能够传给他们的后人。

这是意大利卫生学乌托邦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路易吉·帕利亚尼（LuigiPagliani）在都灵大学1908—1909学年的开学典礼上的发言[180]。

他师承荷兰唯物主义生理学家雅各布·莫尔肖特（Jaoleschott），在意大利统一后被德桑蒂斯（DeSanctis）部长召去教书，曾与安吉洛·莫索（AngeloMosso）合作，后者也曾在同一所学校受训。

帕利亚尼选择将卫生学作为其研究和实践领域，而莫索则致力于生理学，并在国外接受培训。

卡尔·路德维希（CarlLudwig）则在莱比锡的实验室进行研究，该实验室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地的许多年轻研究人员。

此外，他还曾在巴黎的艾蒂安—朱尔·马雷（étienne-JulesMarey）学校研习，在那里，他学会了使用图形法。

回到都灵后，他开展了密集的实验活动，试图以各种方式测量大脑活动，包括使用他自己发明的仪器之一——胸膜仪，该仪器能够记录肢体体积与血流量的缓慢变化，以及后者随情绪和思想变化的变化趋势[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