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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朋友[1]在政府担任内阁大臣，我给他写了封信，求他帮我找点儿与战争有关的事情做，很快我就接到通知，要我去战争部报到。

但是我害怕他们会给我一份在英国的文职工作，因为我这时根本没想要去写东西，我想要行动，那种真正参与到战争中的行动。

于是我去法国加入了一个救护车编队。

尽管我认为跟任何人比起来我的爱国热情丝毫都不逊色，但是这些似乎已经和新的生活经历所带来的兴奋感融合在了一起，于是，一到法国[2]我就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

这个习惯保持了很长时间，但是后来其他的工作过于繁重，一到晚上我就会累得什么都不想干只想着上床睡觉，于是记笔记的习惯就这样暂时搁置了。

我非常享受这种无意中卷入的新的生活状态，同时很享受不用负责任时所能够感到的轻松愉快。

自从离开学校后，我就很少会被别人指使着做这做那，而现在却无意中重温了一下那种生活体验，我感觉很有意思，而且，一旦任务完成，我就能明显感觉到，剩下的时间完全是自己的了，那种放松的感觉真是用语言都不好表达。

作家就很少会有这种感受，因为你永远会觉得，下一本书的出版计划正在时时刻刻鞭策着你，于是你一分钟都不想浪费，甚至睡梦中都要拿着笔。

现在我可以肆无忌惮地在法国的小咖啡馆里花费大量时间与人闲谈，而且没有任何负罪感。

我喜欢与大量不同的人去见面，尽管当时并没有写作，但我已在自己的记忆中珍藏下了这些性格各异的人物。

虽然身处战争之中，我却感觉不到任何危险，我急切地想知道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危险，我的心里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多少勇气来面对危险，我也不认为自己有必要这样去做。

仅有一次我考验了一下自己的勇气。

那是在易普尔（Ypres）的大广场（theGrandePlace）上，我当时正靠在一堵墙上休息，忽然看到不远处就是中世纪的纺织会馆的遗址，我走过去想近距离参观一下，刚一离开，一枚德军炮弹飞了过来，把刚才那堵墙炸了个稀巴烂。

我当时就蒙了，已经来不及细细分析自己当时的精神状态。

不久后我加入了情报局，似乎在这个部门我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至少比开救护车要强，而且我的驾驶技术很一般，经常会手忙脚乱。

情报工作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这项工作会让你想入非非，显得既浪漫又超越现实。

我在这里接受培训，学会如何甩掉跟踪我的人，如何在一些常人想象不到的地方与其他特工接头，如何秘密传送情报，如何把一些重要的军事情报带过边境。

这些培训当然都非常必要，只是它们乍听起来就像是那些廉价惊险特工小说里的情节，颇有怀旧情结，虚幻得与现实中残酷的战争场面一点都不相称。

我只能骗自己说，这些东西早晚会起到一定作用，当然，是在我的小说里。

即使这样，我还是怀疑这些训练是不是有点儿过于陈腐，写在小说里也会被读者耻笑。

我在瑞士待了一年，这里的工作基本告一段落。

[3]在这段时间里，我经常暴露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里，那里的冬天很冷，不管天气如何，我都要跨过日内瓦湖去执行任务。

当时我的身体很差。

任务完成后，我感觉已经无事可做，于是便飞往了美国，在那里，我的两部话剧正在排演过程中。

由于自己的愚蠢和虚荣，我经历了一些本可以避免的不幸遭遇，现在我想恢复内心的平静。

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去南太平洋逛逛。

我早就有这个想法，因为在年轻的时候我读过《退潮》（TheEbb-Tide）和《打捞沉船者》（TheWrecker），而且我还想根据保罗·高更（PaulGauguin）的生平写一部小说，现在我要去那里收集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