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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狭路相逢（第1页）

二狭路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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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胜利了，他们忘乎所以地产生了将舰队径直开进金角湾的想法。

这是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南口西岸的优良天然港口，长约7千米，属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港口的主要部分。

同时，这个海湾又将伊斯坦布尔的欧洲部分一分为二，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它理所当然地成为重要的商业据点和帝国海军的集中地。

如果欧洲人占据了这个地方，将会对土耳其人形成巨大的威胁。

当然，欧洲人的想法还不止这些。

他们觉得自己拥有光荣使命似的——解放伯罗奔尼撒、解放塞浦路斯，拯救罗得岛上讲希腊语的人群……

上述这些想法都是欧洲人在取得勒班陀海战大胜后产生的。

这场战役让超过1.5万名基督徒奴隶获得了自由，使得威尼斯本土免受土耳其人的入侵。

奥斯曼帝国的损失仅舰船就超过300艘，3万名帝国战士命丧大海，其中有许多人是熟练的弓箭手，这样的损失远比兵革的损失要惨重，因为帝国无法在短时期内训练出这样的熟手。

34名帝国海军将领、120名中层指挥官均已丧生，就连那些未当场丧命的土耳其人仍然被射死或刺死，只有3458名土耳其人沦为战俘。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场规模高达10万人的海上大战，如此少的战俘人数，不得不让人震惊。

帝国投入的精英部队是多达6000人的禁卫军，他们也几乎**然无存了。

作为补充说明，我们可从威尼斯历史学家詹彼得罗·孔塔里尼（Giaarini）的观点中得到更多的信息：成千上万的奥斯曼伤员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必定是受了可怕的枪伤。

180艘各类战舰——大部分后来发现已经无法修复——被拖到了克基拉岛，几十艘被冲到了科林斯湾正北的埃托利亚沿海，只有屈指可数的几艘船返回了勒班陀。

这样的损失对奥斯曼帝国来讲是巨大的。

帝国不能像欧洲人那样拥有成批生产火绳枪的能力，也不具备快速征兵组建一支新军的能力，更不必说培养熟练的桨手了。

考虑到欧洲制造的火器的价格多样，凡是高价格、高质量的火炮都不能进口。

约翰·弗朗西斯·吉尔马丁（Juilmartin）在其著作《火药与桨帆战舰：变化的技术和16世纪地中海的海上战争》（Gunpalleys:gTeediterraneaSeaihtury）里曾这样解释道：“轻兵器对海战发展的主要影响，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是以增强火力的形式直接体现，而是以大量削减训练需求的形式间接发生。

在惨重的人员损失面前，依靠火绳枪的国家较之依靠反曲复合弓的国家拥有更大的恢复能力。

让西班牙的村民变成火绳枪手很容易，但让安纳托利亚农民变成反曲复合弓高手，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使用反曲复合弓的国家包括奥斯曼帝国，提到的安纳托利亚又叫小亚细亚或西亚美尼亚，大体上相当于今天土耳其的亚洲部分。

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场海战损失背后的尴尬，土耳其人在短短的一年内就建造出150艘战舰，而那些用于造船的重要木材竟是没有干燥过的，船上装备的火器也是粗制滥造。

更为担忧的是，新的海军缺乏大量有经验的海员、弓箭手和船长……

我们不清楚欧洲人对奥斯曼帝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损失的描述有没有夸大成分，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因这场西方式的胜利而产生的多种形式的纪念得到一些可供探讨的线索。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看到在多种纪念形式中，罕有站在土耳其人的角度去看待这场战争的。

基督教对决伊斯兰教的胜利，让基督徒们狂欢庆祝，许多庆典，许多纪念币，许多文学作品，以飞快的速度四处传播。

威尼斯、西班牙和罗马的人们向身边的人唱着赞美的颂歌，教会也向上帝表达了无尽的赞美和感谢。

梵蒂冈还专门创制了一个特别的瞻礼，即玫瑰经10月瞻礼，作为10月的第一个主日，即便到了今天，仍然有一些意大利教堂在纪念这个瞻礼日。

在勒班陀海战后，那些缴获的土耳其战利品——地毯、旗帜、头巾和武器摆满了威尼斯、罗马、热那亚的街道及商店。

专门铸造的纪念币上更是掩不住内心的狂喜，上面刻着“蒙上帝恩宠，在对土耳其人战争中取得海战大胜的一年”

的字样。

恐怕这是少有的在纪念币的有限空间里镌刻那么多字吧！

长着双翼的圣马可狮（威尼斯的护城神，其标志为狮子）充斥在威尼斯的各种纪念币上，就连欧洲北部的新教地区也有数以十万计的木刻版画和圣牌在流传。

著名的威尼斯大画家丁托列托（Tio）181和保罗·韦罗内塞（PaoloVeronese）182都绘制了勒班陀海战的巨幅油画，在后者的巨作中，重点描绘了夺取阿里帕夏旗舰的过程以及巴尔巴里戈（神圣同盟左翼舰队指挥官，海战中右眼被箭矢射中）受到致命伤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