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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书日录1（第11页）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香港的消息如何，我们还在希望香港的书已经运了出去，但又担心着中途的沉失与被扣留。

而同时存沪的书却不能不作一番打算。

“一二·八”

后的一个星期内，我每天都在设法搬运我家里所藏的书。

一部分运藏到设法租得之同弄堂的一个医生家里；一部分重要的宋、元刊本抄校本，则分别寄藏到张乾若先生及王伯祥先生处。

所有的帐册，书目等等，也都寄藏到张、王二先生处。

比较不重要的帐目，书目，则寄藏于来薰阁书店。

又有一小部分古书，则寄藏于张芹伯先生和张葱玉先生叔侄处。

整整忙碌了七八天，动员我家里的全体的人，连孩子们也在内，还有几位书店里的伙友们，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忙碌地搬着运着。

为了避免注意，不敢用搬场车子，只是一大包袱、一大包袱的运走。

因此，搬运的时间更加拖长。

我则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生怕中途发生了什么阻碍。

直等到那几个运送的人平安的归来了，方才放下心头上的一块石。

这样，战战兢兢地好容易把家里的书运空，方才无牵无挂地离开了家。

这时候，外面的空气越来越恐怖，越来越紧张，已有不少的友人被逮捕了去，我乃不能不走。

我走的时候是十二月十六日。

我没有确定的计划，我没有可住的地方，我没有敷余的款子。

——我所有的款子只有一万元不到，而搬书已耗去二千多。

——从前暂时躲避的几个戚友处，觉得都不大妥，也不愿牵连到他们，只随身携带着一包换洗的贴身衣衫和牙刷、毛巾，茫茫的在街上走着。

那时，爱多亚路，福煦路以南的旧法租界，似乎还比较的安静些，便无目的向南走去。

这时候我颇有殉道者的感觉，心境惨惶，然而坚定异常。

太阳很可爱的晒着，什么都显得光明可喜，房屋、街道、秃顶的树，虽经霜而还残存着绿色的小草，甚至街道上的行人，车辆，乃至蹲在人家门口的猫和狗，都觉得可以恋恋。

谁知道明天或后天，能否再见到这些人物或什么的呢！

我走到金神父路，想到了张耀翔先生的家。

我推门进去，他和他的夫人程俊英女士，十分殷勤的招待着；坚留着吃饭和住宿，我感动得几乎哭了出来。

在他那里住了一宿。

但张先生是我的同事，我不能牵惹到他。

第二天一清早，便跑到张乾若先生处，和他商量。

乾若先生一口气答应了下来，说，食宿的事，由他负责。

约定黄昏的时候，再来一趟，由他找一个人带我去汝林路住下。

我再到张宅，取了那个小包袱，还借了一部铅印的杜工部诗集，辞别了他们，他们还坚留着我多住若干时日。

我不能不辞谢了，说不出什么感激的话。

那天下午在乾若先生那里，和他商定了改姓易名的事，和将来的计划。

他给我以许多肯定而明白的指示。

到了薄暮的时候，汝林路的房主人邓芷灵先生和夫人来了。

匆匆地介绍一下，他们便领我到寓所那里去。

电灯已经亮了，我随着走了不少不熟悉的路，仿佛走得很久，方才到了他们那里。

床铺和椅桌都已预先布置好。

芷灵先生年龄已经很大，爽直而殷勤，在灯下谈了好些话，直到我连打了好几次的呵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