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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书日录1（第8页）

的工作，都觉得必须立刻要做！

我们干脆地不忍见古籍为敌伪所得，或大量的“出口”

。

我们联名打了几个电报到重庆。

我们要以政府的力量来阻止这个趋势，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抢救”

民族的文献。

我们的要求，有了效果，我们开始以国家的力量来做这“抢救”

的工作。

这工作做得很秘密，很成功，很顺利，当然也免不了有很多的阻碍与失望。

其初，仅阻挡住平贾们不将江南藏书北运，但后来，北方的古书也倒流到南方来了。

我们在敌伪和他国人的手里夺下了不少异书古本。

“八·一三”

后的头两年，我以个人的力量来罗致我自己所需要的图书，但以后两年，却以国家的力量，来“抢救”

许许多多的民族文献。

我们既以国家的力量，来做这“抢救”

文献的工作，在当时敌伪的爪牙密布之下，势不能不十分的小心秘密，慎重将事。

我们想用私人名义或尚可公开的几个学校，像暨大和光华大学的名义购书。

我们并不想“求”

书，我们只是“抢救”

。

原来的目的，注重在江南若干大藏书家。

如果他们的收藏，有散出的消息，我们便设法为国家收购下来，不令其落于书贾们和敌伪们的手中。

我们最初极力避免与书贾们接触。

怕他们多话，也怕有什么麻烦。

但书贾们的消息是最灵通的，他们的手段也十分的灵活。

当我们购下苏州玉海堂刘氏的藏书，又购下群碧楼邓氏的收藏之后，他们开始**了。

这些家的收藏，原来都是他们“逐鹿”

之目标，久思染指而未得的。

在这几年中，江南藏书散出者，尚未有像这两批那么量多质精的。

他们知道力不足以敌我们，特别是平贾们，也知道在江南一带已经不能再得到什么，便开始到我家里走动，不时的携来些很好、很重要的“书样”

。

我不能不“见猎心喜”

，有动于中。

和咏霓、柏丞二先生商量了若干次，我们便决定也收留些书贾们的东西。

这以来，书贾们便一天天的来得多，且来的更多了。

我家里的“样本”

堆得好几箱。

时时刻刻要和咏霓、菊生、柏丞诸先生相商，往来的信札，叠起来总有一尺以上高。

——这些信札，我在“一二·八”

以后，全部毁去，大是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