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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唐宋以来名画集（第2页）

据说，讲义发全了，有人会剽窃而去，他的书便教不成了。

又有一位教书的人，在讲堂里只是敷衍塞责，尽讲些老生常谈，决不肯把自己的专长施展出来。

他对人说，杀手锏，回马枪那一套绝技，是要留给自己著书用的。

如果倾囊倒箧的都教了学生们，难保没有人不会抢先出书的，自己的独得之秘，便不成其为“秘”

了。

以这样的“唯我主义”

来研究学问，把持学问，如何能够想得到学问的普及化呢？西北考察团所得到的汉代木简，数量之多，内容之精，尤在沙畹的“汉简”

之上。

但沙畹早早的把史坦因给他的资料整理出版了，而我们的“汉简”

，却老躺在研究室的许多抽屉里，纹丝儿不动一动。

记得那时候是交给北大研究所，由马叔平、刘半农两位先生负责整理的。

过了好几年，不曾有消息。

有一次，我实在耐不住了，遇到半农先生，便问他道：“汉简为什么还不印出呢？”

他道：“还不曾整理好。”

我说：“不必‘整理’了，就编了号印出来，让别人加以研究吧。”

他一声不响，我也不好意思再说下去。

北平沦陷时，这几箱的无比的汉代的史料文献，却被遗落在松公府，无人顾问。

亏得沈仲章先生把他们抢救到天津，又由徐森玉先生把他们弄到香港，正要印出，而太平洋情形日恶，森玉先生又匆匆忙忙的把他们运到美国——。

至今还不曾归来。

假如在日本或别的国家，这些东西必早已印出成为人人可引用，可研究的资料了。

类似的情形之多，一时也说不尽。

我生平好事，尤喜见到人家的成功。

对此情形，一遇机会，必时时促动他们的努力，尤其希望他们能把许多重要的文献资料公开出版，给别的人以研究的便利。

但他们错过了许多好机会，在今日印刷纸张如此的困难的条件之下，自然更不会有出版的可能了。

我有“历史癖”

，对于一切的史料，虽若竹头木屑之细微，也甚加以珍视。

一有机会，便想把得到、见到的重要的书印行，以免孤本单传，一遭三灾，便永远失去，不见天日。

所以，在抗战期中，在孤岛似的上海，居然也设法于万分艰难之中，印出了一百二十本的玄览堂丛书，二十本的中国版画史图录。

更于孤岛似的上海也沦入敌手之后，出版了十本的明季史料丛书。

可谓好事之至！

龚定庵有“狂掳文献耗中年”

之句，我深喜咏之。

我自信那七八年的杜门蛰居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浪费。

我曾尽了我的责任。

到了胜利之后，做了六七个月不相干的事，反而放弃了自己的岗位，至今还懊悔，惋惜着。

自己觉得不能不急起直追，便于去年冬天，计划着出版中国历史参考图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