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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百日维新（第9页）

，又对慈禧言听计从，显然光绪帝无法倚仗他。

李鸿章虽有心支持变法，但他已被边缘化，且慈禧未让他官复原职，眼下正闲居在京，也说不上话。

军机大臣李鸿藻已离世，廖寿恒、张荫桓虽然职位较高，可以信任，但都是老臣，不完全支持维新思想。

帝师翁同龢又被免职还乡。

除这些人之外，朝廷中其他人基本上都属于后党。

光绪帝没有重臣可用，只得暂用新人。

他赏梁启超六品衔，在译书局里处理译书事务。

湖南巡抚陈宝箴保荐了刘光第（7）、杨锐（8），侍郎徐致靖保荐了谭嗣同、林旭（9），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保荐了王锡蕃，御史杨深秀保荐了丁维鲁。

这几个被保荐的新人都是饱学之士，但官衔都在四品以下。

新政措施中真正的新举措并不多，也未触及封建统治的根基，但是这些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后党顽固派势力所不容。

朝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

而慈禧老谋深算，在光绪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彻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

但是，光绪帝并不妥协，他广开言路，不论官民皆可畅言变法维新，一举打破了四品以上官员才有权上折子的旧例。

两江总督张之洞不仅支助维新派办强学会，还推举一些人协助出台改科举的章程；御史宋伯鲁上书请废八股，建议将经济岁举与正科合并；王凤文奏请设立赈施，萧文吉奏请整顿丝茶，以兴实业；御史曾宗彦奏请开办农务，王锡蕃奏请办商业；李端棻（10）奏请整饬则例，袁永昶奏请筹办八旗生计，御史瑞洵也上章请办报馆……这些推举人的品级有高有低，但经办具体事务的人在职务上整体偏低，这给变法造成了不小的障碍。

朝野上下都知道，虽然光绪帝名义上已经亲政，但慈禧仍紧紧把持朝政，光绪帝并没有掌握真正意义上的皇权，他要大刀阔斧地改革，势必处处受制，寸步难行。

结果证明，一人对抗整个利益集团，纵使是九五之尊也难逃失败的厄运。

朝中掌实权的主要有军机处世铎、荣禄、王文韶、刚毅、钱应溥、廖寿恒等要员，多属后党。

其中一位大臣曾教训康有为：“你一个小小六品侍讲，满口变法呀变法，可你知道不知道，祖宗之法是不能变的，变则招灾！”

吏部尚书徐桐更声称“宁可国亡，不可变法”

。

而在帝党中，除了翁同龢、廖寿恒之外，其他人也都认为与这些“小人物”

商议国事不仅滑稽可笑，还有失身份。

礼部有一位主事名叫王照（11），他上书建议皇帝与太后到外国考察，一则显示帝后团结，二则开阔眼界。

礼部尚书许应骙及侍郎等都不同意向上转呈，并说王照心怀叵测。

光绪帝知道后，认为礼部六堂官阻挠新政，为了“立威”

，他决定将这六名堂官全部罢免。

其中有一个名叫怀塔布的堂官，他的夫人借各层关系把此事上告了慈禧。

慈禧恼羞成怒，召来光绪帝当面责备，并希望他把康有为等人免职羁押。

光绪帝一边应付老佛爷，一边设法告知康有为。

他在颐和园亲手拟密旨，派人送往紫禁城。

旨意写道：“谕内阁，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

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

闻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

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康有为见到圣旨后，意识到事态严重，便于次日一早赶乘首班火车逃出京师。

得知这一消息后，慈禧大为恼火，但她还是按兵不动，而朝中的后党顽固派已无法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