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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隆武政权同鲁监国的争立（第3页）

的不同用法，从现存鲁监国颁发的印信来看，两种纪年方法都曾使用过。

隆武政权是以当年七月改元，鲁监国则是次年（1646）改元，在1645年下半年仍沿用弘光元年[20]。

鲁监国政权成立后，张国维、朱大典、宋之普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不久又起用旧辅臣方逢年入阁为首辅。

任命章正宸为吏部左侍郎署尚书事，陈函辉为吏部右侍郎，李向春为户部尚书，王思任为礼部尚书，余煌为兵部尚书，张文郁为工部尚书，李之椿为都察院左都御史[21]。

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起义有功，均加右佥都御史衔督所部义师；进封大将方国安为镇东侯，王之仁为武宁侯，郑遵谦为义兴伯[22]，而以大学士张国维为督师，统率各部兵马。

鲁王朱以海出任监国是在潞王朱常淓投降后，浙东士大夫迫于清廷强制推行剃发令而自发组织的抗清政权，带有很大的地区性特色。

参与拥立鲁藩的官绅开初并不知道唐王朱聿键已经在福州继统，他们在拥立朱以海之后立即处于进退两难之势。

就亲疏而言，唐王和鲁王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后裔，在谱系上与崇祯帝相距甚远；在拥立时间上，唐藩略早于鲁藩，而且由监国称帝；地域上，唐藩为首的隆武政权得到了除浙东以外各地南明地方政权的承认，鲁监国政权只局促于浙东一隅之地。

闽、浙的纷争使南明业已呈现的劣势进一步恶化了。

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朱明王朝的宗室有的屈膝降敌，轻信清廷给予“恩养”

的空言；有的利用国无常主，妄图黄袍加身，哪怕过上一天皇帝瘾也好。

而相当一批文官武将也以拥立定策作为自己飞黄腾达的机会，演出了一幕幕兄弟阋墙、钩心斗角的闹剧。

瞿式耜在一封信中写道：“以我观之，分明戏场上捉住某为元帅，某为都督，亦一时要装成局面，无可奈何而逼迫成事者也。

其实自崇祯而后，成甚朝廷？成何天下？以一隅之正统而亦位置多官，其宰相不过抵一庶僚，其部堂不过抵一杂职耳。”

又说：“其见在朝廷者，干济则平常，争官则犀锐，部曹则想科道，科道则想督抚，毕智尽能，朝营暮度，无非为一身功名之计。

其意盖谓世界不过此一刻，一刻错过便不可复得矣！

彼其胸中，何尝想世界尚有清宁之日，中原尚有恢复之期也哉！”

[23]这段文字是在永历元年写的，但所指出的南明残余势力醉生梦死，热衷于乱中窃权却是概括了弘光以来的普遍现象。

从宗藩到官僚大抵都是利令智昏，为眼前的名利争得不可开交。

朱以海的出任监国，是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

明第一代鲁王朱檀，朱元璋第十子，封于山东兖州。

其九世孙朱以派嗣封鲁王，1642年（崇祯十五年）清兵南下山东，攻破兖州，朱以派遇难。

其弟朱以海也几乎被清军杀害，死里逃生后于崇祯十七年二月袭封鲁王[24]；同年三月，大顺军攻克北京，进兵山东，朱以海南逃，弘光时寓居浙江台州。

朱以海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患难生活，培育了他对清廷的仇恨，在清兵侵入浙江时坚持了民族气节，并且毫不犹豫地在强敌压境之时毅然肩负起抗清的旗帜，甚至亲临前线犒师，这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他毕竟是深养王宫之中的龙子龙孙，过惯了腐朽荒**的贵族生活，既缺乏治国之才，又不肯放弃小朝廷的荣华富贵。

李寄有《西施山戏占》诗描绘了朱以海监国时的状况：“鲁国君臣燕雀娱，共言尝胆事全无。

越王自爱看歌舞，不信西施肯献吴。”

诗后原注：“鲁监国之在绍兴也，以钱塘江为边界。

闻守江诸将日置酒唱戏，歌吹声连百余里。

当是时，余固知其必败矣。

丙申年（1656，顺治十三年）入秦，一绍兴娄姓者同行，因言曰：‘余邑有鲁先王故长史某，闻王来，畏有所费，匿不见。

后王知而召之，因议张乐设宴，启王与各官临家。

王曰：将而费，吾为尔设。

因上数百金于王。

王乃召百官宴于庭，出优人歌伎以侑酒。

其妃亦隔帘开宴。

余与长史亲也，混其家人得入。

见王平巾小袖，顾盼轻溜，酒酣歌作，王鼓颐张唇，手象箸击座，与歌板相应。

已而投箸起，入帘拥妃坐，笑语杂沓，声闻帘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