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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北方各省的反清运动2（第1页）

第十七章北方各省的反清运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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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历朝廷既是这样无能，清廷才能放心大胆地集中兵力镇压晋、陕义军。

姜瓖反清后，清廷归罪于宣大总督耿焞未能事先防范，把他革职[74]，由佟养量接任。

佟养量带领所部山东兵进攻代州一带的刘迁部，先后在平刑（平型关）、雁门击败刘军，刘迁率领部众退入五台山区扼险据守。

清军凭借优势兵力在降将引路下翻山越岭逐寨进攻，把刘迁部压缩到一个狭小的山区[75]。

最后在黄香寨激战，刘迁父子阵亡[76]。

代州地区复明武装的覆败，解除了围困大同清军的背面威胁，初步使山西战局变得对清方有利。

到1649年（顺治六年）六月，清军虽然攻克了山西部分州县，形势有所好转，多尔衮担心在山西被牵制的兵力太多，旷日持久必将影响全国，于是他决定再次亲征大同。

离京前夕召集朝廷各衙门满、汉官员做了一番解释，说：“予之行也，非以诸王大臣不胜其任，但恐行师之际扰及良民，故为亲行。”

[77]这种不成理由的说法只是为了掩盖他内心的焦虑。

多尔衮的第二次亲征历时一个多月，八月间回京时他本人并没有取得什么战果。

但是，清廷差不多把全部精锐兵力投入山西战场，当地的复明势力终于招架不住了。

大同城里的粮食消耗已尽，“兵民饥饿，死亡殆尽，余兵无几”

[78]。

在外援无望的情况下，姜瓖部下的总兵杨振威变节，暗中派人出城向围城清军接洽投降。

八月二十八日，杨振威带领六百余名官兵叛变，杀害姜瓖与其兄姜琳、弟姜有光，持首级出城投降[79]。

次日，清军入城。

多尔衮得到报告后，下令除杨振威的官兵家属外，大同城内的“官吏兵民尽行诛之”

。

由于围攻八月之久始终攻不下这座坚城，多尔衮传谕把城墙高度拆除五尺，借以泄愤。

在这前后，征西大将军和硕亲王满达海军攻克朔州、马邑等处，明宁武总兵刘伟等投降。

定西大将军端重亲王博洛军攻克孝义、平遥、辽州、榆社等处。

陕西总督孟乔芳和户部侍郎额色带领满汉兵渡过黄河攻克蒲州、临晋、河津、解州、猗氏等处，义军首领白璋在荣河阵亡[80]。

九月二十二日，陕西清军攻克运城，明义军元帅韩昭宣阵亡，战死官兵一万余人，“尸满街衢”

；另一位首领虞胤乘乱逃出[81]。

同月，博洛、满达海二亲王会兵合攻汾州。

十三日夜间，用红衣大炮猛轰北关，第二天从城墙坍塌处冲入城内，义军所设巡抚姜建勋、布政使刘炳然突围出城后被清军擒杀。

由于清军攻破汾州后把城中百姓屠戮一空，岚县、永宁州（今吕梁市离石区）绅士唯恐同归于尽，把义军委派的知县、知州绑赴军前，开城投降[82]。

十月初四日，满达海军用红衣大炮攻破太谷县；初十日占领沁州，接着又攻克潞安（今长治市）[83]。

十一月，博洛率领镇国公韩岱、固山额真石廷柱、左梦庚等部在泽州（今晋城）击败反清义师，义军部院陈杜、监军道何守忠、守将张斗光等被擒杀[84]。

这时，山西大势已定，多尔衮才决定诸王统军回京，只留下多罗郡王瓦克达继续清剿山西未平各地[85]。

十二月，陕西清军吴三桂、李国翰部击败榆林义军，杀刘登楼、任一贵、谢汝德等首领人物。

吴三桂平定该地后，分兵渡河进攻山西偏关，义军总兵贺国柱见大势已去，为清军充当内应，义军总督万练自焚而死[86]。

山西曲沃人李建泰曾任明崇祯朝和清顺治初年的大学士，平陆人原明朝宁夏巡抚李虞夔都积极参加了反清运动。

李建泰在晋陕复明斗争中，大约和姜曰广在江西金声桓、王得仁起事中扮演的角色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