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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大捷 诸葛恪走上人生巅峰（第2页）

第二，“原逋责，除关税”

。

就是免去百姓拖欠官府的田赋和捐税，并撤销了境内关隘对过往客商抽取的相关税费。

这些善政的实施，令诸葛恪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拥戴，以至“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

（《三国志·诸葛恪传》）。

就是说诸葛恪每次出行，老百姓都会等候在街边引颈而望，都想一睹他的仪容。

收揽人心的工作告一段落后，诸葛恪立刻做了另一件事，就是树立权威。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把目标锁定为齐王孙奋。

按《三国志·孙奋传》记载，孙奋这个人比较不守规矩，出镇武昌之后“数越法度”

，于是就被诸葛恪抓来当了典型。

诸葛恪以宗室亲王不宜居住在长江沿岸的军事重镇为由，下令把齐王孙奋从武昌迁到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市），把琅邪王孙休从虎林迁到丹阳郡（治今安徽宣城市宣州区）。

在当时的东吴，武昌是朝廷经营多年的重镇，繁华程度显然远远高于豫章；而丹阳的郡治，则恰恰是在都城建业。

所以，诸葛恪这一表面上一视同仁的举措，其实相当于把孙奋从长江沿岸的一线大城市弄到了靠近山区的三四线小城市，却把孙休从外地变相弄回了京师。

如此厚此薄彼，针对孙奋的意味一目了然。

对此，孙奋当然很不爽，便把诸葛恪的命令当成了耳旁风，愣是赖在武昌不走。

诸葛恪当即写了一封长信给孙奋，在信中软硬兼施，先是苦口婆心地用大义劝说，继而训斥孙奋“多违诏敕，不拘制度”

，最后更是以被赐死的鲁王孙霸为威胁，说：“大王应该深以鲁王为戒，改变自己的行为，战战兢兢，尽力敬奉朝廷，这样就没有什么要求不能得到。

若把先帝的法令和教诲抛之脑后，怀着轻慢之心，那为臣宁可对不起大王，也不敢有负先帝遗诏；宁愿受大王的怨恨，岂敢忘记先帝的威严，而使诏令在藩臣中不能施行呢？这是古今大义，大王也明白其中道理。

福运的降临有一定的根源，灾祸的降临也不是一日而成，若其酝酿时毫不担忧，将来必悔之不及。

假如鲁王早早接纳忠直之言，常怀戒慎恐惧之心，那他就能享受无穷的福运，岂有灭亡之祸呢？”

很显然，话说到这儿，已经是**裸的威胁了——胆敢违抗我的命令，孙霸就是你的下场，别以为我不敢！

孙奋见信，顿时吓得不轻，赶紧收拾金银细软，带上家眷仆佣，乖乖往豫章而去。

经此一事，东吴臣民们自然会发现，此时的吴国，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质疑或挑战诸葛恪的权威了。

孙权曾于黄龙二年，在巢湖修筑了一道东兴堤（今安徽巢湖市东南），目的是阻遏魏军。

但到了赤乌四年，因全琮在芍陂战败，魏国水军势力侵入堤坝以内，东兴堤遂被东吴废弃。

诸葛恪认为这是一个战略要地，不能弃守，遂于建兴元年（公元252年）十月，调集部众，在东兴修筑了比之前更大的堤坝；同时，在濡须水两岸凭借山势修筑了东、西两座要塞，命将军全端和都尉留略，各领一千人分别进驻西城和东城。

吴国的这一举动，自然引起了一个魏国前线大将的高度警惕。

这个人就是魏镇东将军诸葛诞，当时驻守寿春。

说起来也是有趣，这个诸葛诞，正是诸葛亮和诸葛瑾的堂弟；他们拥有一位共同的先祖，就是西汉名臣诸葛丰。

同一个家族的兄弟，却分别效忠于魏、蜀、吴三国，无怪乎有人认为——这是诸葛家族有意在三方押宝，不想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