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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清廷对大顺和南明用兵策略的变化（第1页）

第六节清廷对大顺和南明用兵策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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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元年十月，清军不仅占领了畿辅地区，还接管了山东。

十月初三日，叶臣等部清军攻克山西省会太原，大顺军守将陈永福突围逃走[115]，山西大部分地区归附了清廷。

当时，河南省的局势相当混乱，大顺军已撤到豫西，其他地区大抵处于军阀（如驻睢州总兵许定国）、土匪（如李际遇、刘洪起、李好）的控制之下；弘光朝廷虽然任命了总督、巡抚、巡按，但只是虚有其名，根本行使不了管辖权。

由于弘光朝廷的一味退缩，唯恐出兵山东、河南将影响北使议和，清廷乘机站稳了脚根。

十月间，多尔衮决策分兵两路征服全国。

具体部署是：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等统兵取道山西北部和内蒙古进攻陕北，得手后向南推进，摧毁以西安为中心的大顺政权；另一路由豫亲王多铎、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等率领南下，消灭弘光朝廷。

十月二十四日，清廷檄谕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广等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曰：“尔南方诸臣当明国崇祯皇帝遭流贼之难，陵阙焚毁，国破家亡，不遣一兵，不发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

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尔南方尚未知京师确信，又无遗诏，擅立福王，其罪二。

流贼为尔大仇，不思征讨，而诸将各自拥众，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其罪三。

惟此三罪，天下所共愤，王法所不赦。

用是恭承天命，爰整六师，问罪征讨。

……若福王悔悟前非，自投军前，当释其前罪，与明国诸王一体优待……”

[116]显然，这道檄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它完全否定了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明确宣布要对南明动武。

鉴于当时弘光朝廷的腐败和内部纷争，确实很难指望它组织有效的防御。

然而，就多尔衮的战略部署而言，却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清廷除了留下少数兵马驻防京师及其附近地区外，主要的兵力同时投向西面、南面两个方向，两路大军势必越走越远，呼应不灵。

阿济格西征时已经把宣府、大同两镇降兵尽调随征，“搜括无遗”

，总兵力也只达到八万人。

[117]而大顺军在山海关战役中是在同吴三桂部激战了两天之后才被清军主力击败的，兵力收缩到陕西一带迎战阿济格一路兵马，胜负还是个未知数。

迹象表明，当时李自成已经得到了清军将进犯陕北的情报，在陕北地区镇守延安的有大顺政权所封亳侯李过（改名李锦），镇守榆林的是高一功，他们都是李自成的亲信，兵力相当可观。

李自成计划在陕北打一个大胜仗，狠煞清军威风。

因此，亲自率领大批精兵猛将由西安源源北上。

《洛川县志》记载：“自成遣其部伪侯刘、贺、辜、高等来援。

已而，自成亲至，率伪汝侯刘宗敏踞洛浃旬。”

[118]《白水县志》也记载：“清顺治元年冬十二月，贼闯自同州逾白（水），北趋延安逆战。

未几，复自延安逾白（水）趋同（州）。”

[119]这两条材料证明，在甲申之冬，李自成统领西安地区的大顺军主力取道同州（今陕西省大荔县）、白水，一直进到洛川，离延安已经不远了。

如果清方战略计划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李自成、刘宗敏指挥大顺军主力和李过、高一功部陕北驻军同阿济格部清军决战，胜负尚在未定之天。

阿济格部一旦战败，大顺军势必乘胜追击，华北局势就将改观。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清廷改变了多铎部的进军方向，原因是驻守山西平阳（今临汾市）和河南西部的大顺军向河南怀庆地区发动了反攻，并且取得了胜利。

大顺军的怀庆战役是在清廷命将出师以前部署的。

十月初四日，山西垣曲大顺军马、步二万余人已经向东推进；同日在河南兰阳（今兰考县）又出现一支大顺军队伍带有“许多旗帜、马匹欲渡未渡”

，有渡河进攻铜瓦厢（由于黄河改道，现铜瓦厢在黄河南岸东面）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