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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孙可望等的经营云南（第1页）

第三节孙可望等的经营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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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全滇在大西军史册上是非常重要的篇章，对于南明永历政权的延续尤有关键意义。

就大西军而言，张献忠在世时固然有建军立国的开创之功，但在1644年入川以前流动性过大，所建地方政权旋设旋失，入川后虽有意以四川为基业，在政策上却屡犯过激错误，叛乱蜂起，献忠牺牲前数十万兵马仅拥聚于西充一带弹丸之地。

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于主帅身亡之后，团结内部，不失时机地挥军入滇，取得了一块稳定的基地，休养补充士马，整顿经营地方，为原大西军在南明抗清斗争中重展雄风蓄积了力量。

为了充分认识孙可望等取云南为基业的重大意义，不妨同大顺军做个比较。

到1645年李自成牺牲之时，大顺政权已全盘瓦解，大顺军余部既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以致队伍四分五裂；又没有自己的地方政权，长期寄人篱下，直到后期才在夔东人烟稀少的高山大川之处建立了据点。

尽管大顺军后期的主要领导人李过、高一功、李来亨具有宁死不屈的坚贞品质和卓越的指挥才能，但“长沙地小，不足回旋”

，给他们活动的舞台太小了。

人力、物力的严重不足大大限制了大顺军的积聚力量和开拓局面。

在后期抗清斗争中，大顺军余部的战绩远不如大西军，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一块比较大又比较富庶的后方基地。

大西军自1650年（顺治七年、永历四年）起北出贵州、四川，东进广西、广东、湖南，几次挫败不可一世的清军，成为全国抗清的主力，是同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收取和经营云南分不开的。

大西军在平定全滇之后，即“发兵守四川之大渡河，贵州之镇远，中路之雪山关，凡可以入滇之路，悉扼守之”

[53]。

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大西军同清方和南明朝廷都没有接触，联明以后云南仍在原大西军控制之下。

孙可望等在云南的统治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显示了一些特色。

大致可以说，它是张献忠大西政权的延续，又在政策措施上做了部分改革。

特别是纠正了献忠奉行的过激行为，针对云南地方特点注意团结少数民族，成绩非常显著。

现分述如下：

一、在政权建设方面，孙可望等大西军领导人为争取云南汉族官绅和土司的支持，废除了大西国号，许诺“共扶明后，恢复江山”

[54]，但当时还没有同南明永历朝廷建立联系，因此纪年暂用干支。

领导体制上，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为安西王，刘文秀为抚南王，艾能奇为定北王[55]，四人地位大致相当，孙可望以大哥的身份充当“盟主”

主持军政重务。

文献记载，可望“大书示命，号召全滇云：孤率三兄弟，统百万貔貅，建国不建统，纪年不纪号”

[56]。

以杨畏知为华英殿学士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严似祖为吏部兼礼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丁序焜为户部尚书，任僎为副都御史掌都察院事，马兆羲为学院[57]，张虎为锦衣卫。

沐天波仍明旧封为黔国公，“提调汉土官兵，加云鹤服色”

[58]。

府、州、县官员也一概重新任命，委用的官吏“皆换伪印，独天波佩旧印不改”

[59]。

所颁新印篆文由明朝的九叠文改为八叠文，“且重廉吏，除贪酷，不时差人易服色，暗访察，有廉者立加奖擢，贪者立拿斩首，传示各府州县”

。

命弓匠出身的大西军老部下工部尚书王应龙行巡按事，巡察各地，“访姚安知府谢仪贪酷，孙可望差官持令箭去，立拿于署前斩首传示。

全滇之官无一人敢要钱者”

[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