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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孙可望逼走李定国和宝庆之败（第1页）

第五节孙可望逼走李定国和宝庆之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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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李定国驻军衡阳的时候，孙可望在1652年（顺治九年、永历六年）十一月初一日亲自由贵州来到湖南沅州（今芷江）。

他派大将白文选统领马、步兵五万余名进攻辰州。

二十一日，明军分水、陆二路进抵辰州城下，把该城四面包围。

清辰常总兵徐勇命副将张鹏星领兵出战，被明军炮火击毙。

徐勇仍然妄图据城顽抗。

次日，白文选以大象为前驱，突破东门，大队兵马冲入城内，徐勇在混战中被乱刀砍死[105]，清分守辰常道刘升祚、辰州知府王任杞[106]等文武官员也被俘处斩。

孙可望决定“改沅州为黔兴府，以州治兴沅县附郭，领一州九县：曰靖州、曰兴沅、曰黔阳、曰麻阳、曰通道、曰平溪”

[107]，并把该府改隶贵州省[108]。

就当时明、清双方在湖南的态势而言，十一月二十二日孙可望亲自指挥的军队攻克了辰州，次日李定国军在衡阳击毙清军统帅尼堪，应当是孙、李会师全歼入湘清八旗兵进而扩大战果的大好时机。

时人丁大任说：

壬辰（1652，顺治九年），可望略湖南，自晏衡州府城楼观兵。

清朝损兵以万计，王公、文、武无不奔窜，而敬谨王不免焉。

而辰州府，武冈、沅、靖三州并十县尚为所据。

其行兵有五要：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四不宰耕牛，五不抢财货。

有一于此，军法无赦。

有象阵，马见之惊逸。

用罗罗，能跣战，不畏矢，执标枪大刀，常以少胜众。

……楚人曰：孙、李二将有五伯之假仁假义、王莽之谦恭下士。

而永历之为君，远过乎刘禅，近胜于弘光，奄有云、贵并广西、四川、湖广各半省，五府六部三衙门，春秋两榜，隐成一小朝廷。

[109]

在清军接连遭受重大挫折，主帅阵亡，士气沮丧之际，孙可望作为南明的最高实权人物不仅没有抓住战机，部署决战，反而嫉贤妒能，导致内部矛盾激化。

探讨南明的历史，有一个基本论点是可以通过大量事实证明的，这就是在力量对比上，南明的兵力和潜在力量（包括清统治区内的复明势力）并不逊于清方。

其所以屡战屡败，丧师失地，根本原因在于各种抗清势力之间矛盾重重，互相拆台，甚至自相火并，使兵力相当有限的满洲贵族坐收渔翁之利。

1650年到1651年，孙可望凭借在云南休整之后建立起来的精锐之师为核心，通过“会盟”

等形式把南明割据自雄的残存兵力加以改编，同时在实际上掌握了永历朝廷的大权，这对于消除内部腐败纷争，建立一支足以同清方抗衡的军事力量和后方基地是一个重大贡献。

然而，孙可望器小易盈，缺乏统筹全局、妥善处理内部关系的胸襟。

1651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二月，他自称“国主”

[110]，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名义上把军国大权集中于一身。

在他看来，可能危及自己“国主”

权威的人有三个，即永历帝朱由榔和原在大西军中地位相仿的安西王李定国、抚南王刘文秀。

而他最忌讳的就是手握重兵并在原大西军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李定国、刘文秀同仍保有皇帝虚名的朱由榔之间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

据史书记载，李定国攻克桂林以后，尽管在献俘等事宜上都尊重他这位身居贵阳的“国主”

，但孙可望仅因李定国对在安龙的永历朝廷送去了一份报捷奏疏，就大为不满。

保宁战役之后，孙可望乘机解除了刘文秀的兵权，发往云南闲住。

这一举措已经表现了孙可望的私心自用，正确的做法本应抽调兵将补充刘文秀部，让他继续经营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