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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仰韶到齐家东亚大陆早期用铜遗存的新观察（第1页）

从仰韶到齐家——东亚大陆早期用铜遗存的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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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亚大陆早期用铜遗存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如何看待年代偏早的零星用铜遗存？是否存在铜石并用时代？测年技术的进步如何改变对各区域用铜史乃至青铜时代肇始问题的认识？如是种种，都有必要在新的时点上进行梳理分析。

本文即拟对相关问题做粗浅的探讨。

首先要对本文论述的空间范畴做一限定。

作为地理概念的东亚大陆，既不限于今日之中国，也不等同于今日中国的范围。

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广阔的大西北地区在地理上可归入中亚范畴，在文化上也与后者保持着很大的类似性”

（李水城2005），所以本文关于东亚大陆早期青铜遗存的讨论，不包括出土了众多早期铜器、地理上属于中亚的新疆地区。

一、由对“铜石并用时代”

的异议说起

20世纪80年代，严文明正式提出了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存在一个“铜石并用时代”

的概念。

同时，他把铜石并用时代再分为两期：“仰韶文化的时代或它的晚期属于早期铜石并用时代，而龙山时代属于晚期铜石并用时代。”

（严文明1984）文中提出了“是否一开始出现铜器就应算是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

的问题，作者的回答应是肯定的：“如果说仰韶文化早期的铜器暂时还是孤例，而且制造方法还不明了，那么仰韶文化的晚期显然已知道炼铜，至少进入了早期铜石并用时代。”

目前，这一划分方案成为学界的主流认识。

另一种划分方案是，“把发现铜器很少，大约处于铜器起源阶段的仰韶文化时期归属新石器时代晚期。

可把龙山时代笼统划归为铜石并用时代（目前也称新石器时代末期）。”

（任式楠2003）与此相类的观点是“仅将龙山、客省庄、齐家、石家河、陶寺、造律台、王湾三期、后岗二期及老虎山等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或文化类型视为铜石并用时代”

，其理由是，“我们目前还不能仅据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后段所产生的若干新因素去推想当时‘可能’或‘应该’有了铜器，所以，将一个实际上尚未出现铜器的时期也归并为‘铜石并用时代’应该说是名不副实的。”

（张江凯等2004）

的确，在前述第一种方案中，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至前2600年，相当于仰韶文化后期。

这时在黄河中游分布着仰韶文化，黄河下游是大汶口文化，黄河上游是马家窑文化。

在长江流域，中游的两湖地区主要是大溪文化晚期和屈家岭文化，下游包括太湖流域主要是崧泽文化”

。

其中，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和崧泽文化中尚未发现铜器及冶铜遗存，其他地区“这阶段的铜器还很稀少，仅在个别地点发现了小件铜器或铜器制作痕迹”

（苏秉琦1994B）。

而在《中国通史·第二卷》“铜石并用时代早期”

一节近70页的叙述中，完全没有对铜器和冶铜遗存的具体介绍。

类似情况也见于《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一书，在关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1000年（公元前3500——前2500年）遗存几十页的叙述中，仅一处提及了林家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青铜刀（韩建业2008）。

由此可见，这一阶段铜器及冶铜遗存乏善可陈的程度，故学者对此多采取存而不论、一笔带过的处理方式（石兴邦1986，张海等2013）。

在认可“铜石并用时代”

存在的观点之外，更有学者认为“其实铜石并用时代（ChalcolithicAge）又称红铜时代（Ce），是指介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的过渡时期，以红铜的使用为标志。

西亚在公元前6000年后期进入红铜时代，历经2000余年才进入青铜时代。

红铜、砷铜或青铜4000年前左右几乎同时出现在齐家文化中，数以百计的铜器不仅证明齐家文化进入了青铜时代，而且表明中国没有红铜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