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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香江立足（第2页）

1998年3月，监测团队发现，量子基金通过三家新加坡银行，暗中吸纳了近百亿港幣的空单，同时在股市减持了多只蓝筹股，周瑾立刻將这一情况上报政务院，並通知华耀资本做好应对准备。

忙碌的间隙，与陈盼盼的联络是周瑾最温暖的慰藉。

每周日晚，他都会准时拨通越洋电话，听筒里传来的声音总能驱散疲惫：“瑾哥，京都降温了，你在香江要记得添衣，別总熬夜看资料。”

周瑾会笑著分享生活琐事：“这边的茶餐厅叉烧饭味道不错，冻柠茶很解腻，等你过来，我带你去尝尝。”

谈及工作，他只轻描淡写：“一切都顺利，华耀资本的资金已经布局到位，找到了几个优质的投资方向，你放心。”

书信则更显细腻，他会在信中描述维多利亚港的夜景，说联络部楼下的凤凰木开得正盛，偶尔也会提及与李建国等同事的相处趣事，却绝口不提国际炒家的威胁与潜在的风险。

陈盼盼的回信里，会夹著京都的枫叶標本，写下对未来的期许：“等香江的事情平息，我们就去海边，再看一次日出。”

这些书信被周瑾小心地收在公文包的夹层里，每次翻阅，都能感受到前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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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布局也在悄然推进。

1997年10月，周瑾將800万元个人资金存入香江本地的三家银行，分別开设了股票帐户和期货帐户，仅进行小额试探性交易，熟悉市场规则的同时，避免引起注意。

与此同时，华耀资本的15亿元资金通过多家离岸帐户，完成了分散布局——一部分买入滙丰、长实等蓝筹股的少量流通股，一部分配置了恒生指数期货的对冲合约，还有一部分投向了香江本地的优质债券，静候危机爆发的时机。

1998年6月，香江的天气愈发闷热，金融市场的氛围也日趋紧张。

恒生指数从1997年8月的16497点高位，已跌至8000点附近，楼市价格也出现了20%的跌幅。

周瑾站在联络部的窗前，俯瞰著中环的车水马龙，口袋里的青田石印章微微发烫。

他知道，国际炒家的总攻即將到来，而他和华耀资本，已经做好了准备。

桌上的监测报告显示，量子基金联合老虎基金，已集结了超过500亿港元的空单头寸，一场没有硝烟的战爭，已箭在弦上。

周瑾拿起手机，给陈盼盼发了一条简讯：“一切安好，静待花开。”

隨后，他转身走进分析室，对著团队沉声道：“通知华耀资本，全员待命，准备迎接挑战。”

1997年9月的香江，暑气未消，中环的摩天大楼在阳光下泛著冷硬的金属光泽。

周瑾身著深灰色西装，走进驻港联络部经济处办公室时，桌上的檯历刚翻过“回归两月”

的標记。

办公区里，文件翻阅声与电话铃声交织，节奏快得让人不敢懈怠，这与京都的工作氛围截然不同。

“周副处长，我是李建国，以后咱们一个组搭班子。”

一个肤色微黑、操著流利粤语的中年男人起身伸手，笑容透著爽朗。

他是土生土长的香江人，在联络部工作了十五年，胸前的工作证边角已有些磨损，“你初来乍到，香江的商界规矩、金融市场的弯弯绕，有啥不清楚的儘管问我。”

周瑾握住他的手，感受到对方掌心的厚实：“多谢李哥，往后少不了麻烦你。”

接下来的半个月，李建国成了周瑾的“嚮导”

——带著他熟悉联络部的文件流转流程，从內地政策传达、香江舆情反馈到跨部门协调，一一细致讲解；午休时，两人会去附近的茶餐厅，点一份叉烧饭配冻柠茶，李建国趁机给他梳理香江商界的人脉图谱：“李嘉诚先生的长实侧重地產与港口，李兆基先生的恒基兆业深耕新界地块，打交道时要注意，他们既看重利益，更讲分寸和尊重。”

適应工作节奏的同时，周瑾的走访日程也排得满满当当。

9月底，他第一次走进香江金融管理局的大楼，与总裁任志刚会面。

办公室里，落地窗外便是维多利亚港的繁忙航线，任志刚指尖划过匯率走势图，语气凝重：“周先生，东南亚的风暴已经刮起来了，泰銖、印尼盾接连失守，港幣的联繫匯率制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他指著图表上陡然放大的外匯成交量，“近期离岸市场的港幣拆借量异常激增，背后大概率是量子基金这类国际炒家在囤积筹码。”

周瑾拿出隨身携带的笔记本，认真记录：“任总裁，华国政务院高度关注香江金融稳定，內地的外匯储备是香江最坚实的后盾。

我们是否可以建立常態化沟通机制，及时共享资金流向数据？”

任志刚眼中闪过一丝讚许，伸手与他握了握：“求之不得。

香江金管局需要清晰掌握內地的支持力度，才能更有底气应对投机衝击。”

10月中旬，周瑾在財政司与曾荫权司长会面时，话题更直接地触及应对策略。

曾荫权的办公桌上摆著一叠厚厚的经济报告，封面標註著“恒生指数近期波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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