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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延市市委大院的停车场里,一辆没有悬掛任何特殊標识的黑色轿车悄然驶出。
车內,周瑾穿著一件半旧的夹克衫,手里攥著一本厚厚的笔记本,身旁放著的不是文件简报,而是延市的行政区划图和近三年的党建工作年报。
“先去南坪县吧,”
周瑾对著司机和隨行的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老陈说道,“那里是革命老区,基层党建基础扎实,但听说年轻党员流失严重,组织生活开展得不太规律,咱们去看看真实情况。”
车子一路向南,避开了县里提前规划的路线,径直开进了南坪县最偏远的红崖乡。
恰逢乡党委正在召开每月一次的党员大会,周瑾没有惊动任何人,和老陈找了个角落坐下,静静听著。
台上,乡党委书记照著稿子念著上级文件,台下的党员们大多是头髮花白的老人,几个年轻面孔要么低头摆弄著手机,要么窃窃私语。
散会后,周瑾拉住一位鬢角斑白的老支书,递上一支烟:“老书记,咱们乡的年轻党员都去哪儿了?”
老支书嘆了口气,往田埂上蹲了下来:“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一年到头回不来几次,组织生活根本凑不齐人。
有时候开党员会,就剩我们几个老傢伙,开著开著就没了劲头。”
周瑾默默在笔记本上记下:南坪县红崖乡——年轻党员流失率超60%,组织生活形式化,党建与群眾生產生活脱节。
接下来的一个月,这样的场景在延市的各个区县不断上演。
在延北开发区的非公企业里,他看到有的企业掛著“党支部”
牌子,却连固定的党员活动场所都没有,3名党员分散在不同车间,一年到头难得开展一次组织活动——这正是2009年不少规模以下非公企业党建的现状,虽有“双覆盖”
要求却落地乏力。
在市直机关的调研座谈中,有年轻干部直言:“现在提拔干部,论资排辈的情况还是存在,我们这些踏实干事的,有时候还不如会搞关係的吃香”
;在城区的社区服务中心,网格员(当时多为“分片管理员”
)向他吐槽:“社区管理是分片包户,但党员参与度不高,上面布置的党建任务多是填表格、报材料,跟居民的实际需求对不上號”
。
周瑾每到一处,都坚持“四不两直”
——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匯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
他住过乡镇的招待所,吃过农户家的玉米粥,和基层干部、普通党员、企业职工、村民代表聊到深夜。
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问题:农村党建“空心化”
、机关党建“机关化”
、非公党建“边缘化”
;干部选拔“重资歷轻能力”
“重显绩轻潜绩”
;考核评价体系不完善,党建工作成效难以量化;部分城区试点网格化管理,但多数乡镇仍以分片包户为主,治理效率不高。
老陈跟著周瑾跑了一个月,累得嗓子都哑了,忍不住感慨:“周书记,您以前抓经济,雷厉风行,没想到抓党建也这么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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