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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再访邯郸路（第2页）

陆泽恭敬地问候，然后依言在三位先生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腰背挺直，姿態从容。

“不要紧张。”

郭老微笑著，拿起桌上陆泽的档案。

“你的卷子，我们都看过了。

特別是专业课那篇论述题，写得很好，思想很敏锐，有年轻人的锐气，也有超出同龄人的沉稳。

总分371分，这个成绩，在我们復旦中文系歷年的招生中，也是不多见的。”

这句开场白，既是肯定，也是一个引子。

潘旭澜老先生扶了扶眼镜，率先发问，他的问题直接而尖锐：“陆泽同志，我看了你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也看了你专业课的答卷。

你反覆强调『现实主义的深化与拓展，並对当下一些作品中出现的『现代主义倾向有所保留。

那么，在你看来，以卡夫卡、乔伊斯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於我们当下的中国文学创作，是否只有消极意义？”

这个问题相当考验水平。

如果一味否定，会显得保守僵化。

如果全盘肯定，又与自己之前的论述相悖。

陆泽略作思索，从容不迫地回答：“潘老师，我认为並非如此。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特別是其对人类內心世界、潜意识的深入挖掘，以及在敘事结构、语言风格上的大胆革新，无疑极大地拓展了文学表现的可能性。

它们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为我们剖析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焦虑与孤独，提供了全新的工具和视角。”

他顿了顿，接著说道：“我所保留的，並非是借鑑现代主义的技巧与精神，而是反对那种脱离中国社会现实、盲目模仿西方形式、为『现代而『现代的『偽现代主义。

我认为，任何外来的文学思潮，都必须与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和人民的真实情感相结合，才能开出属於我们自己的花朵。

技巧是为內容服务的，我们学习现代主义，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书写我们身处的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更深刻地反映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这与现实主义的根本追求，並不矛盾，反而可以是一种互补与融合。”

一番话有理有据，不偏不倚。

潘旭澜教授的眼中闪过一丝讚许，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

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贾植芳教授开口了。

他的声音沙哑而有力，带著一种歷史的沧桑感：“年轻人，你写了一篇名为《匠心》的小说，我读了。

写得不错，有生活，有温度。

但我想问你，在你的创作观念里，文学，或者说作家，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

这个问题，比刚才潘教授的提问更加宏大，也更加考验一个作者的根本立场。

陆泽的目光迎向贾老那双仿佛能洞悉一切的眼睛，他没有丝毫犹豫，因为这个问题，他早已在心中思考了千百遍。

“贾老，我认为，文学最重要的使命，是『见证与『求真。”

他沉声说道：“见证一个时代。

见证这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也见证它的伤痕与求索。

作家应该像一个忠实的记录者，用笔去描绘他所处时代的真实面貌，为歷史留下一份有血有肉的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