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二治学持家 治学严谨持家有道1（第8页）

心对一个人事业成功的重要性。

曾国藩强调：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

曾国藩认为，人不应因困苦变故而废学，读书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乐趣。

曾国藩在读书时曾为自己立下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像云中展翅翱翔的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引起九州震动，如同深山中的巨木一样，有朝一日会成为国家的栋梁。

在给儿子的家书中，他将有志视为取得成功的首要品质，说：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

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

此三者缺一不可。”

然而，古往今来，总是立志者芸芸，遂志者寥寥，原因便由于许多人立志不坚，立志不真，正所谓：“无志之人常立志。”

因此，曾国藩一再告诫子弟们必须真立志，立长志。

他担任京官期间给在家乡诸弟的信中写道：

“倘能发奋自立，则日不可不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放泵，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静之乡、神仙之境亦不能读书。

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曾国藩的志愿，是和他的治学目的论紧密相关的，正如“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

每个人治学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跻身仕途，或想发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娱，或想著书立说以警后人。

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官位进而得以升迁的，但他对钳制心智、残害性情的科举制度却贬损有加，曾国藩为了激励自己树立远大志向，曾在湖南涟滨书院时改号为涤生，取涤其旧染之习，焕然新生之意，可以看出曾国藩希图长进的志向和决心。

他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或叫做进德与修业。

在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说：

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述，以图自卫其身。

由此可见，曾国藩进德修业的目的，在于自淑和淑世，也可以说是成己成物。

曾国藩认为读书对于国家，对于自身都是有益的，大可以报国为民，所谓“有民胞物兴之理”

；小可以修身养性，卫身谋食立足社会。

两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

当然，这里的读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冲动，而是上升为一种理念上的行为控制，是治学意义上的读书了。

在京城，曾国藩先后拜理学大师唐鉴、倭仁两位前辈为师，请教进德修业之术。

在两位师长的教诲下，曾国藩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

这个课程表，曾国藩终生行之不辍。

他的读书方法，学术见解，道德修养，都取得了很大的效益。

曾国藩严于律己，除自立课程十二条以外，还为自己编订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本身的修养、诗文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

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

有心得，能自觉记录下来，日积月累，必有收获。

曾国藩从道光十九年（1839年）开始做诗文钞，并且开始写日记。

后来基本没有间断过。

从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起，更是不曾中断过一天。

行军、生病的时候，也仍然照记不误，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

就此一端，便可以看出曾国藩持之以恒的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