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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奋起之术 积极入世宏图大志2（第10页）

曾国藩不满绿营军的方面就是他们有功便抢，有难便逃。

他的人生信条不允许自己不忠，更不允许自己逃跑。

为实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信条，他曾多次因战场失利无颜面圣而想自杀。

1860年，曾国藩被困祁门无路可走，写下书信向诸位兄弟交代，这等于一篇遗嘱，大意为：看现在的情形，恐怕坚持不过今年了。

我自从1853年冬天以来，就早已经把身家性命献给了国家，愿死在沙场而不隐居山林，这是我的本愿。

近年来在军中办事，也算尽心尽力无愧于天地了，死也瞑目了。

曾国藩几次自杀，坚持要必死报国，杀身成仁。

“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

大丈夫就是要为忠于职守而献身，所以，曾国藩表示：“不带勇则已，带勇则死于金陵，犹不失为志士。”

他还以袁简斋的一句诗勉励自己：男儿欲报君恩重，死在沙场是善终。

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已经身患重病，甚至连寿木都运到了保定。

明知凶多吉少，但他不避祸害。

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幕僚们一直规劝他安心养病为重，多数人则主张曾国藩不宜仓促赴津，劝他以重病难以胜任为由，请朝廷另选别人。

但曾国藩不肯疏辞，他说：“大将不辞刀头死，岂能因祸福而避趋”

，还是决定临危受命。

对于天津教案的紧急状况，曾国藩心里十分清楚，这次去天津绝没有成功处理案件、满意答复国人的希望，而且极有可能使多年艰辛得来的声望毁于一旦，落得身败名裂、万人唾骂的下场。

因为案件涉及到了七个国家，各国军舰环视大沽口，中国将再次面临着战争的威胁，而中国老百姓激于义愤，正在使事情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

情况万分危急，如何既避免战争，又安抚好百姓，是一个十分难办的事情。

曾国藩是从大风大浪中一路走来的，并不惧怕风险与失败，然而一生功业名望付之东流，又被万人责骂，他对于这样惨痛的结局几乎是不能忍受的。

但曾国藩却有着明知必败却不避刀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

当曾国藩要来天津审案的消息一经传出，天津官绅、市民都雀跃鼓舞。

因为曾国藩早年所作《讨粤匪檄》中有批判洋教的言论，所以天津的官员、绅士认为他是反对“洋教”

的官员，一定可以为天津市民主持正义，公正判决这一案件。

在曾国藩到达天津城门前，早有众多官员、士绅及百姓，包括与案件有涉的人前来迎接，并拦轿鸣冤。

曾国藩百感交集，五味杂陈，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从曾国藩本意来讲，他并不赞成洋教。

但是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吃了败仗，朝廷才被迫允许洋教来中国活动。

天主教独尊上帝，不敬祖宗、不分男女的做法，与中国礼仪伦常大相径庭，扰乱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明。

曾国藩认为，洪秀全就是拿来这一套理论蛊惑民众组织反叛的，所以，他在讨伐太平军时，就是以反对异教，捍卫中国伦理纲常相号召的。

然而，曾国藩这次面对的是传教行为得到中国皇帝允许的英、法、美、俄诸国，他们的军事力量远比中国强大，所以他绝不能轻言与洋人开仗，因为上谕明文令他“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

，既不是让他得罪各国，更不能把关系搞僵，引起国际争端和武力冲突。

可客观地分析，民众对于洋教的“恶行”

也有夸大之处，所列罪状亦有无据可考之处。

曾圉藩心里明白，不论怎样做都不会有好的结果。

不做“卖国贼”

令国人唾弃，自己就可能成为战争的“点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