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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勇于纳谏有过则改（第3页）

并且也确实采纳了不少正确的劝谏。

比如，630年（贞观四年）唐太宗打算大兴土木，兴建洛阳乾阳殿。

给事中张玄素说，在国家还未恢复元气的时候，您这样做的过失比隋炀帝还大，甚至会得到同桀、纣一样的下场。

对如此尖锐的言辞，唐太宗非但没有动怒，而且接受了意见，下令缓建，还重赏了他。

又有一次，唐太宗一气之下要判处一名伪造资历的人死刑，大理寺少卿戴胄坚决反对，认为依法应判处流放。

唐太宗受到顶撞，十分生气，戴胄仍然据理力争，说：法令是国家取信于天下的凭借，皇帝不能因一时愤怒而杀人。

争辩的结果，唐太宗折服了，并且称赞戴胄秉公执法。

至于以“犯颜直谏”

著称的大臣魏征，更是常常与唐太宗面谏廷争，有时言辞激烈，引起唐太宗的盛怒，他也毫不退让，往往使唐太宗感到难堪，下不了台。

不过事后唐太宗能认识到，魏征极力进谏，是为了使自己避免过失。

因而先后接受了魏征二百多次批评规劝，还把他比作可以纠正自已过失的一面镜子。

魏征病死时，唐太宗非常悲伤，痛哭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由于唐太宗鼓励进谏，而且愿意纳谏，所以当时的朝臣一般都直言敢谏。

大臣裴矩，原是隋炀帝的宠臣，由于隋炀帝残暴拒谏，他便处处阿谀逢迎，还为隋炀帝出过远征高丽等一些祸国殃民的主意。

但在贞观时期，同样是这个裴矩，却能够勇于谏争，他由隋朝的佞臣成为唐朝的净臣，前后判若两人。

裴矩能有这样大的变化，根本原因在于唐太宗善干纳谏。

唐太宗李世民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出发，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对臣下的意见能够认真听取，择善而从，甚至有时抑制住皇帝的虚骄心，不计较言辞的冒犯而纳谏，这在中国历代的封建皇帝中是无人可比的。

善于纳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比较难。

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要摘掉“变色眼镜”

，不要在主观上有意识地分亲论疏。

只要符合客观实际，方法措施可行，就应当采纳，并给于进谏者以鼓励，创造一个有利于进谏的良好环境。

否则，就有可能影响进谏者的积极性，因而听不到真实的情况和合理化的建议。

韩非子在其《说难》中曾经写过一个故事，说是宋国有位富人，因为天下雨，院墙被淋坏倒塌。

他的儿子就说：“如果不修筑好，就会有盗贼来偷盗。”

他的一位邻居老头儿也提出了同样的忠告。

夜晚，富人家果然被盗，丢失了很多财物。

这位富人夸他的儿子聪明，却怀疑邻居老头儿。

同样的一句谏言，同样的一个结果，只是由于亲疏关系的原因，就载上了“变色眼镜”

，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纳谏者若持这种态度和思想方法，岂能不冷进谏者的心寒？韩非子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

他接着指出秦人绕朝的话是正确的，在晋国被奉为圣人，在秦却被杀戮，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从中也可以看到纳谏者的胸襟和眼光是何其重要。

【家长里短说孟子的大智慧】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领导者善不善于集思广益接纳基层群众和领导人员建议，是决定一倍领导人是否会成功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同时这也决定作为领导人会不会达到他一生领导事业的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