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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揽大权（第3页）

永淳元年幸东都，留太子于京师监国，复命侍中裴炎、中书令薛元超辅之。

自太子弘之死，至李显进入东宫，皇太子之位已三易其人。

皇太子即是“储君”

，频繁更换对统治是十分不利的。

因此，唐高宗和武则天不欲更易其人。

在对李显加强教导的同时，立其子重照为皇太子，希望他放下包袱，勤学政务，有所长进。

但是，这一切安排，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李显还是老样子。

监国期间，即“颇事游畋”

，荒于政事。

对此，唐高宗和武则天大伤脑筋。

高宗临死时之所以在遗诏中强调“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听天后处分”

，正是在认真分析了当时政局形势和皇太子状况之后做出的重大决策，表现出对武则天的信任和对李显的担心。

事实上，李显即位的所作所为，比高宗担心的还坏。

他不是与母后同心同德，想着如何改变当时的困难局势，如何埋葬高宗，而是独断专行，一心想着如何讨好韦皇后，给庸庸碌碌的岳父韦玄贞穿上三品紫衣，如何让自己奶妈的儿子当上五品官，平步青云。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甚至不顾“天子口中无戏言”

的戒律，说出“我以天下与韦玄贞岂不可”

的话语。

像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担负起扭转危局、埋葬高宗的重任?

既然中宗不能负此重任，又与武则天和大臣闹起了矛盾，那么，武则天不废他也不行了。

所以，光宅元年二月武则天废黜中宗，表面上看起来是武则天抢班夺权，实际上并非如此。

唐高宗早已赋予她处分军国大事的权力，她废黜中宗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稳定局势，完成高宗的葬礼，发展社会经济。

武则天的这一用心，还可以从裴炎等人的态度上看出。

裴炎，字子隆，绛州闻喜（今属山西）人。

少而好学，为人宽厚，寡言笑，“有奇节”

，擢为明经，先后担任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等职。

永淳元年即于京师辅佐太子。

二年，高宗病重，又跟太子赴东都侍疾。

此年十一月，高宗病危，皇太子监国，复奉诏与黄门侍郎刘齐贤、中书侍郎郭正一于东宫平章事。

十二月高宗死，更受遗诏为顾命大臣。

与太子显相处较久，对李唐忠心耿耿。

但是，中宗李显之被废，竟是他首先发起的。

忠于唐室的重臣刘祎之、大将程务挺、张虔勖等皆预其谋，宰相刘齐贤等亦无异词。

可见，他们也都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废黜中宗是必要的。

因此，可以认为，废黜中宗，在当时并不是武则天的过错，而是大势所趋。

嗣圣元年（684）二月六日中宗被废之后，唐高宗第八子，也就是武则天的小儿子豫王李旦继位，是为睿宗。

睿宗以龙朔二年（662）六月一日生于蓬莱宫（即长安大明宫）之含凉殿。

初名“旭轮”